序

2011年，在参加一档电视节目录制时，我认识了来自浙江德清的罗永昌先生。这档节目探讨如何解决我国校车问题。当时，国内校车安全事故频发，德清的“长鼻子”校车引起全国广泛关注。浙江德清校车的经验可不可以复制到全国其他省市，成为大家讨论的焦点。

从那次节目录制后，我和罗先生一直未曾再次碰过面。直到最近，收到他给我发来的《中国校车》书稿——而不是《德清校车》。我可以理解罗先生的用意，他关注的不是解决校车问题的“德清方案”，而是“中国方案”。中国国情复杂，各地经济、社会、文化相差很大，但是，解决校车问题的基本规律、原则应当是一致的。

我记得当初做节目时，罗先生针对校车经费来源的质疑，淡然地回应道，只要每位科级干部少配一辆车，这个问题就全部解决了。而且，实际运营的结果表明，校车的运营费用，还比给领导配司机的成本少得多。他的这番表述，让我坚定地相信，在中国，解决校车问题，缺的不是经费，而是决心和担当。《中国校车》一书，可以说是政府决心和担当的具体体现。

2012年，我国出台了《校车安全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舆论对于这一《条例》寄予厚望，希望其能让安全校车上路，为学生上学保驾护航。但十分遗憾的是，这一《条例》颁布之后，却出现了另外的景象：有的地方政府担心承担责任，只顾对校车的资质进行严格的审查，迟迟不给校车牌照，眼睁睁看着校车闲置，而孩子们却步行很远的路上学；还有的地方黑车死灰复燃。当地政府的目的不是解决校车问题，而是通过“消除校车”，来消除校车安全问题。当然，如果实行就近入学，所有学生步行都可解决上学问题，这可以不需要校车。但是，在我国乡村地区，即使就近入学，学生上学的路途也可能比较远，校车是不可缺少的，何况，还有不少地区根本就没有做到科学合理地布局学校。

在我国当前的社会环境和教育环境中，有的地方政府官员确实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行政思维，这种思维之下，校车问题就将无解。德清解决校车问题的可贵之处在于，在全国其他地方还没有行动起来的时候，政府就主动承担解决校车的责任，以政府主导的方式，把校车的配备、运营纳入财政预算，交给专业的公交运营公司运营。这当然有“风险”——万一校车出事故，政府就要承担责任，但这种“风险”是政府应该承担的。而且，只要在校车配备、运营过程中，严加管理，完全可以把风险控制到最小，远比政府只负责监管，由各校自己配备校车、运营校车更安全、可靠。无论从哪个角度看，由学校自己购买校车，再招聘驾驶员，要求教师跟车保障安全，都超出了学校的责任范畴，这种模式不仅不可能保障校车安全，还分散了学校的办学精力。

也有人认为，校车属于福利范畴，若地方政府财政允许，可以给所有学校配校车，并统一运营校车，这种观点也是值得商榷的。就如当初，我国一些地方政府不愿意保障义务教育投入，却指望通过收费，以及发动希望工程来建学校一样，是推卸政府办教育的责任。校车是学生流动的校舍，地方政府要像重视校舍建设一样，重视校车的安全。德清的校车能成为当地的一道风景线，这不是因为地方政府有钱，而在于地方政府认识到了自己的责任。为此，我们期待更多的地方政府，能意识到自身的责任，而更重要的是，我国要逐渐明确，解决校车问题是地方政府的义务。如此，中国校车就会成为中国教育的一道风景线。

熊丙奇：著名教育学者，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