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爱与学术研究
爱有多种：有男欢女爱的情爱，有母子连心的母爱，有乡思成愁的乡爱，有心怀天下的仁爱… …那么，学术研究，如何与这诸多形式的爱有所牵扯？
一般以为，爱之与学术研究，在“爱好”的意义上方有可能。诚然，把如上多样的爱纳入学术研究的框架，确实会冒一定的风险，毕竟爱是一个被赋予了更多情感意义的词语，而学术研究，无论如何，它应当是理性的、具有逻辑性的。即便特别要求以事实说话的人类学研究，也要求研究者在对事实的白描中，达到符合逻辑的、理性的叙事效果。
诚然，由爱好支撑的学术研究是有意义的，并且是一种真正的学术研究，也是研究者持之以恒坚持研究的关键。爱好的存废，决定着和爱好相关的学术研究的存废。一个人的学术爱好能持之以恒，相关学术研究大体也会持之以恒；反之，一个人的学术爱好半途而废，则即便还能不时见到其论著，也多为应景作业，很难让读者收获学术的金子——本来就是土质的材质，纵使其千淘万漉、吹尽狂沙，但要呈现出闪光的金子来，也是不怎么可能的。这表明爱好之于学术研究的基础意义。
可以认为，由爱好所生的学术研究，是一个人的事业和使命所系。以我的切身感受为例，我上大学前后，深受初中时代一位喜欢文史哲的化学兼体育老师的影响，也以为只有文史哲才是真学问，甚至为此还从高中到大学毕业后的十余年间，一直订阅《文史哲》期刊。因此，初入大学时，根本就不把法学当回事，也没有把它作为未来所从事的事业看待。直到大学三年级时，种种因缘际会，才开始对法学兴趣渐浓，也因此才将其确定为毕生从事的事业，并对之有了使命感。但即使如此，在我的学术研究中，仍然深受当年爱好文史哲的影响。
显然，由爱好引出的学术研究，无论如何比把其仅仅当作讨生计的方式更有利于学术本身的纯净和深化。当下吾国人文社科学术的弊端之一，恰在于学人大多把学术研究作为讨生活的方式。固然，这种在功利驱动和需要逼迫下的学术行为选取，也能够阴差阳错地带来学术研究的成果，可一旦有了能够取代学术研究而更方便地登堂入室、获取功利的手段，则研究者弃学术如敝履，也就既在逻辑之内，又在情理之中了。
但借由爱好所生的学术，能成为一个人的事业，并因此可能会升华为一个人的使命。事业和使命充其量只是人们追求的行而下的内容，因此，它最多只能与爱好结伴而行，而与更为广泛的爱，特别是与充满了人的自然感性的那些爱，还难以靠近、搭界并融合。在我看来，只有那种和一个人的最高生命体验结合起来的爱，才是真正助推学术研究的真爱、大爱。这样的爱，形似平常，实则非常。这种爱或许是情爱、亲爱、友爱等等“小爱”、“私爱”，也或许是乡爱、族爱、仁爱等等“大爱”、“博爱”。无论上述哪种爱，只要促使一个人不但以学术为业、为使命，而且因为这些爱把学术融于其终极的生命体验中，成为一个人生命存在的意义和象征，甚至成为其生命结构的底色或精神，那么，这样的学术研究，才可谓与爱结盟而行。
在人类学术史上，把上述“小爱”、“私爱”融于其中的情形很少听说，这绝不像在艺术领域、文学领域那样，“小爱”与“私爱”不但成为人类艺术和文学发生、成长的永恒主题，而且也是刺激艺术家、文学家创作的真正灵感和不竭源泉。在我看来，所谓“小爱”、“私爱”，本身是“大爱”、“博爱”的活水源头。古人强调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交相利、兼相爱”, “推己及人”这些话，分别从一个侧面说明由亲情“小爱”到天下“大爱”，由个人“私爱”到人间“博（兼）爱”的一般关系。所以，在学术研究领域，人们尽管看到的更多的是理性、逻辑的发声，较难见卿卿我我的情感表白，但“小爱”、“私爱”对学者学术研究的激励，绝非无例可循。萨特和波伏娃相互支持的伉俪志业，海德格尔和阿伦特心照不宣的相互鼓励，甚至柏拉图因爱而笃守理性，金岳霖为爱而孤守终身… …无不由“小爱”、“私爱”而延展开去，为生活史更为学术史添加了可以想象、可以开拓研究的空间。一部《爱欲与文明》，是否已然在学术理性层面表达了“解放爱欲”与建立人类普遍的、“非压抑性的文明”之间的内在关联？
当然，学术史的故事，主要还是由“大爱”、“博爱”所支撑的，其中缘由，在于理性和逻辑是学术表达的基本态度和方式。这种态度和方式，是决定学术人生的基本指标，也是学术研究和文学艺术创作的主要区别，当然，更是学术研究和日常生活的基本区别。理性和逻辑尽管可以作为日常生活中的佐料，但无论如何，也不能成为日常生活中的主料——就如柏拉图的理念、金岳霖的逻辑等，无论如何也不能成为日常生活中的谈资一样。相信对芸芸众生而言，宁愿翻看《伊利亚特》，也不愿阅读《理想国》；宁愿默诵《人间四月天》，也不愿苦啃《知识论》。所以，如果说对文学艺术工作者而言，设法把“小爱”、“私爱”表现为人类一般之爱、普遍之爱是赢得读者的关键所系的话，那么，对于学术研究者而言，虽然以“小爱”、“私爱”为出发点而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也还不错，但倘若固守在这一出发点上而不能发扬光大、更上一层楼，也就不可能以理性精神、逻辑力量而泽惠天下、致用人间。
进言之，对一个国家、民族而言，学术文明的形式，或许取决于由“小爱”、“私爱”所结构的学术境界和由“大爱”、“博爱”所结构的学术境界之间的关系上。当一个国家的学术研究和研究者更多地受“小爱”、“私爱”的支配时，当学术研究的目的主要是献给父母、妻子或友人时，当学术研究的动力主要来自情爱、亲爱、友爱时，可以认为它仍旧是情感支配型的，是一种诗性化了的学术文明。这是一种早熟的文明，但同时也是把“小爱”、“私爱”的情感结构在学术人生命意义中的文明。当一个国家的学术研究和研究者更多地受“大爱”、“博爱”的支配时，当学术研究的目的主要是献给故乡、祖国或人类时，当学术研究的动力主要来自乡爱、族爱、仁爱时，则可认为它是理性支配型的，是一种理性化了的学术文明。它是一种沉淀的文明，也是把“大爱”、“博爱”的理性结构在学术人生命意义中的文明。自然，我在这里不想也不愿比较这两种学术文明功用上的优劣，但无可怀疑的是，人类从关系社会迈向公民社会、从熟人社会迈向生人社会、从分配社会迈向交换社会、从权治文明迈向法治文明的过程，一定是理性支配情感、逻辑支配修辞、规范支配权变的社会。
绕了这么远，我必须回到伟红和她的这部《畲族习惯法研究》上来。这位出生于浙江畲家，印象中谈吐干练、举止敏捷的姑娘，为什么要以畲族习惯法为自己多年来学术探索的对象和路径？我想，这中间的爱——无论是对学术研究本身的事业爱好，还是对其民族、家乡的强烈大爱，都是支撑其数年如一日地投身于这一研究的原因所在吧？
作为主要聚居于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唯一一个少数民族（广义上黎族也是，但其主要生活在海南地区，似划不进东南沿海），国民对畲族的了解未必深入。而对一位畲家学子来说，打小就生于斯、长于斯的生活历练，其乡爱、族爱可以想见。近十年来，我因组织“全国民间法/民族习惯法学术研讨会”之故，多次见到伟红，甚至在这个系列会议举办之初，浙江学者参与甚少的情况下，伟红就首先积极支持并参与这个系列会议。每次与会，她带来的成果，都是有关畲族习惯法的论述。记得某次我问起她为何坚持这一研究，她很自然地流淌出这么一句话：“我对那里既熟悉，又喜欢。”我想，这正是其数年来积极投入畲族习惯法研究的动力所在吧？这不正说明对伟红而言，生活中亲爱、情爱、乡爱、族爱等种种的爱与其学术研究的内在关联吗？
一年多前，伟红在上海一次会议上找到我，希望我能给她的这部书写个序，当时我就愉快地答应了。直到两周前最终确定这部书的出版社后，她再次来信邀我写序。这两周来，讲课之余，我一直翻看，深为书中翔实的材料和有趣的叙述所打动。这是目前国内外出版的最全面的畲族习惯法研究专著，也是通过翔实的材料系统地对畲族的婚事、丧葬、社会（民事）交往、生产分配、所有权关系以及纠纷解决等习惯法予以梳理、探讨的专著。自然，它更是浸透了作者的爱和心血的一部学术专著。
我相信，作者会以这部专著为起点，在文本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深入畲族习惯法的田野研究；在浙、闽畲族习惯法的描述性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对浙、闽畲族习惯法和粤、赣、皖、湘、贵等地畲族习惯法的研究，特别是与湘、贵等地畲族习惯法的比较研究和提升性研究；在畲族习惯法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深入畲族习惯法及与畲族有族源关系的瑶族习惯法的比较研究… …我也相信，作者会一如既往、持之以恒地将她对家乡的爱、对民族的爱融入其深爱的畲族习惯法的学术研究中。
是为序。
陇右天水学士谢晖
2014年12月14日，于长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