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宁二年（1103）癸未
四月二十三日辛未，陈旸上《乐书》，非议魏汉津乐议。
《宋史》卷一二八《乐志三》:“（陈）旸之论曰：‘（魏）汉津论乐，用京房二变、四清，盖五声十二律，乐之正也；二变、四清，乐之蠹也。二变以变宫为君，四清以黄钟清为君。事以时作，固可变也，而君不可变；太簇、大吕、夹钟，或可分也，而黄钟不可分。岂古人所谓尊无二上之旨哉？'”
《宋史》卷四三二《陈旸传》:“既上（《乐书》），迁太常丞，进驾部员外郎，为讲议司参详礼乐官。魏汉津议乐，用京房二变、四清。旸曰：‘五声、十二律，乐之正也。二变、四清，乐之蠧也。二变以变宫为君，四清以黄钟清为君。事以时作，固可变也，而君不可变。太簇、大吕、夹钟，或可分也，而黄钟不可分。岂古人所谓尊无二上之旨哉？'”
《九朝编年备要》卷二七：“蜀人魏汉津者，年九十余，献乐议曰：‘人君代天理物（略）。’上从之。大乐房参详陈旸曰：‘五声十二律，乐之正也。二变、四清，乐之蠧也。二变以变宫为君，四清以黄钟清为君。事以时作，固可变也，而君不可变。太簇、大吕、夹钟，或可分也，而黄钟不可分。岂古人所谓尊无二上之旨哉？’论多不合，遂迁旸为鸿胪少卿。”（《长编拾补》卷二三同）
按：陈旸《乐书》成书时间，有元祐说、绍圣说、元符二年说、建中靖国元年说、崇宁二年说。苗建华认为陈旸《乐书》成书在元符三年
。据笔者考证，陈旸《乐书》所载徽宗天宁节大宴仪，乃为建中靖国元年实际使用后补撰入书中。故在元符三年大致成书后，还有陆续补撰，定稿时间当在建中靖国元年十月以后。
关于陈旸《乐书》成书时间，各家多有不同意见。据苗建华统计，学界共有5种不同的看法：（1）成书于建中靖国元年（1101）。《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中国音乐辞典》、《音乐书谱志》、《新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词典》均持此说。这种说法是以《乐书》所载赵挺之的奏本为依据的。赵挺之在奏本中请皇帝赐陈旸笔札，使其能抄录所著《乐书》。这个奏本写于建中靖国元年元月八日。因此一般认为《乐书》此时已完成。（2）成书于崇宁二年（1103）。王应麟《玉海》称陈旸《乐书》为“崇宁陈旸《乐书》”，并记道：“（崇宁）二年九月六日壬午，何执中奏，礼部郎陈旸撰《乐书》二百卷，欲加优奖。”下以小字附录：“靖国初给笔札写进。”据清方氏刊本陈旸《乐书》所录何执中奏本，可知陈旸于崇宁二年四月二十三日献书。因此，《玉海》是以陈旸献书期为成书期。（3）成书于元祐年间（1086—1094）。民国张氏影宋刊本宋楼钥撰《乐书正误》，有后人张钧衡所作跋，称：“宋元祐中陈旸所撰《乐书》二百卷，庆元己未（1199）使陈岐（杞）刻之。”（4）成书于元符二年（1099）。《古代音乐史简述》（今人刘再生著）称《乐书》成于元符二年，依据不明。（5）成书于绍圣年间（1094—1098）。《中国音乐史学习参考资料》（今人郑锦扬编著）有“附图”标明《乐书》成书于1094—1098年，依据不明。苗建华经过考证，认为陈旸《乐书》的成书时间在元符三年（1100）。
考《宋史·陈旸传》:“陈旸，字晋之，福州人。中绍圣制科，授顺昌军节度推官。徽宗初，进《迓衡集》，以劝导绍述，得太学博士、秘书省正字。礼部侍郎赵挺之言：‘旸所著《乐书》二十卷，贯穿明备。乞援其兄祥道进《礼书》故事给札。'”查《宋会要·食货》七〇之一七七：“（元符三年五月二日）诏礼部侍郎赵挺之就户部置司。”陈旸《乐书》成书时间在“元符三年”，这是一条有力的证据。但考赵挺之曾有两次任礼部侍郎，第一次固然在元符三年，第二次则在崇宁元年至二年。《宋史·陈旸传》所载“礼部侍郎赵挺之言：‘旸所著《乐书》……乞援其兄祥道进《礼书》故事给札’”云云，当在赵挺之第一次任礼部侍郎的元符三年，但这仅是朝廷“给札”的时间，“给笔札写进”当还有一段时间。又据笔者考证，陈旸《乐书》所载徽宗天宁节大宴仪，乃为建中靖国元年实际使用后补撰入书中。故在元符三年大致成书后，还有陆续补撰，定稿时间当在建中靖国元年（1101）十月以后。
关于陈旸上《乐书》时间，有建中靖国元年说。四库馆臣云：“（《乐书》）乃（陈）旸建中靖国间（1101）为秘书省正字时所进。”（《四库全书》经部九《乐书》提要）此据宋人说法。《直斋书录解题》卷一四：“《乐书》二百卷，秘书省正字三山陈旸晋之撰，建中靖国元年进之。为《礼书》陈祥道者，其兄也。其书雅俗、胡部、音器、歌舞，下及优伶杂戏，无不备载，博则博矣，未免于芜秽也。旸，绍圣元年制科，终礼部侍郎。”（《文献通考·经籍考十三》同）《玉海》卷一〇五：“（崇宁）二年九月六日壬午，何执中奏：‘礼部郎陈旸，撰《乐书》二百卷，欲加优奖。（靖国初，给笔札写进。）旸欲考定中声，更乞送讲议司施行。'”按“靖国初，给笔札写进”云云，《玉海》解释为建中靖国元年朝廷“给笔札”让陈旸“写进”《乐书》，这与四库馆臣所言“乃（陈）旸建中靖国间（1101）为秘书省正字时所进”是吻合的。然建中靖国元年说实有可疑之处。
今考《宋史·乐志三》、《宋史·陈旸传》、《九朝编年备要》卷二七、《长编拾补》卷二三所引，不过是摘录陈旸《乐书自序》原文，如：“臣闻先天下而治者在礼乐，后天下而治者在刑政。三代而上，以礼乐胜刑政，而民德厚。三代而下，以刑政胜礼乐，而民风偷。是无他，其操术然也。恭惟神宗皇帝超然远览，独观昭旷之道，革去万蠹，鼎新百度，本之为礼乐，末之为刑政。凡所以纲维治具者，靡不交修毕振，而典章文物，一何焕欤！臣先兄祥道，是时直经东序，慨然有志礼乐，求以上副神考修礼文正雅乐之意。既而就《礼书》一百五十卷。哲宗皇帝祗遹先志，诏给笔札缮写以进。有旨，下太常议焉。臣兄且喜且惧，一日语臣曰：‘礼乐治道之急务，帝王之极功，阙一不可也。’比虽笼络今昔，上下数千载间，殆及成书，亦已勤矣。顾虽寤寐在乐，而精力不逮，属臣其勉成之！臣应之曰：‘小子不敏，敬闻命矣！’臣因编修论次，未克有成。先帝擢寘上庠，陛下升之文馆。积年于兹，著成《乐书》二百卷。曲蒙陛下误恩，特给笔札，俾录上进。庶使臣兄弟得以区区所闻，得补圣朝制作讨论万一，其为荣幸，可胜道哉！虽然，纤埃不足以培泰华之高，勺水不足以资河海之深，亦不敢不尽心焉尔。臣窃谓古乐之发，中则和，过则淫，三才之道，参和为冲气。五六之数，一贯为中合。故冲气运而三宫正焉，参两合而五声形焉，三五合而八音生焉，二六合而十二律成焉。其数度数虽不同，要之一会，归中声而已，过此则胡郑哇淫之音，非有合于古也。是知乐以太虚为本，声音律吕以中声为本，而中声又以人心为本也。故不知情者不可与言作，不知文者不可与言述，况后世泯泯棼棼，复有不知而述作者乎？呜呼，《乐经》之亡久矣！情文本末，湮灭殆尽。心达者虽知而无师，知之者欲教而无徒。后世之士，虽有论撰，亦不过出于先儒臆说而已。是以声音所以不和者，以乐不正也。乐所以不正者，以经不明也。臣之论载，大致据经考传，尊圣人，折诸儒，追复治古而是正之。囊括载籍，条分汇从，总为六门，别为三部。其书冠以经义，所以正本也。图论冠以雅部，所以抑胡郑也。经义已明而六律六吕正矣，律吕已正而五声八音和矣。然后发之声音而为歌，形之动静而为舞。人道性术之变，盖尽于此。苟非寓诸五礼，则乐为虚器，其何以行之哉？是故循乎乐之序，君子以成焉。明乎乐之义，天下以宁焉。然则乐之时用，岂不大矣哉？繇是观之，五声十二律，乐之正也。二变四清，乐之蠧也。盖二变以变宫为君，四清以黄钟清为君，事以时作，固可变也，而君不可变。太簇、大吕、夹钟，或可分也，而黄钟不可分。既有宫矣，又有变宫焉。既有黄钟矣，又有黄钟清焉。是两之也。岂古人所谓尊无二上之旨哉？为是说者，古无有也。圣人弗论也。其汉唐诸儒传之说欤？存之则伤教而害道，削之则律正而声和。臣是敢辞而辟之，非好辩也。志在华国，义在尊君，庶几不失仲尼放郑声恶乱雅之意云尔。臣谨序。”
又按：“先帝擢寘上庠，陛下升之文馆。积年于兹，著成《乐书》二百卷”，据《直斋书录解题》卷一四：“《乐书》二百卷，秘书省正字三山陈旸晋之撰，建中靖国元年进之。……其书雅俗、胡部、音器、歌舞，下及优伶杂戏，无不备载，博则博矣，未免于芜秽也。旸，绍圣元年制科，终礼部侍郎。”知陈旸绍圣元年制科，建中靖国元年秘书省正字，“著成《乐书》二百卷”的时间当在建中靖国元年（1101）。又“曲蒙陛下误恩，特给笔札，俾录上进”云云，据《宋史·陈旸传》所载“礼部侍郎赵挺之言：‘旸所著《乐书》……乞援其兄祥道进《礼书》故事给札’”云云，赵挺之第一次任礼部侍郎在元符三年，但这仅是建议朝廷“给札”的时间，陈旸《自序》“曲蒙陛下误恩，特给笔札”，当在建中靖国元年。《玉海》卷一〇五：“靖国初，给笔札写进。”当得其实。又据笔者考证，陈旸《乐书》载有徽宗建中靖国元年实际使用的“天宁节”大宴仪一套，可以考定陈旸《乐书》的定稿时间当在建中靖国元年（1101）十月以后。“特给笔札，俾录上进”的时间也当在建中靖国元年（1101）十月以后。今考陈旸《乐书自序》及《进乐书表》原文中，有崇宁元年八月以后的事例，胪列如下：其一，陈旸《乐书自序》“《乐经》之亡久矣！情文本末，湮灭殆尽。……后世之士，虽有论撰，亦不过出于先儒臆说而已”云云，乃崇宁元年八月置讲议司后，陈旸“议乐”之论。考《宋朝事实》卷一四引刘昺《大晟乐论》:“（崇宁初）乃诏宰臣，置僚属，令讲议大政。……议乐之臣，以《乐经》散亡，无所据依。秦汉之后，诸儒自相非议，不足取法。”“以《乐经》散亡”以下，即与陈旸《乐书自序》“《乐经》之亡久矣”云云逼似，所谓“议乐之臣”，当指陈旸而言。其二，陈旸《乐书自序》“得补圣朝制作讨论万一”、《进乐书表》“将毕入于形容，宜莫如于制作”, “制作讨论”、“制作”云云，均指崇宁元年八九月间置讲议司礼乐房以“讨论”礼乐、“制作”新乐而言。其三，陈旸《乐书自序》“五声十二律，乐之正也。二变四清，乐之蠧也。盖二变以变宫为君，四清以黄钟清为君，事以时作，固可变也，而君不可变。太簇、大吕、夹钟，或可分也，而黄钟不可分。既有宫矣，又有变宫焉。既有黄钟矣，又有黄钟清焉。是两之也。岂古人所谓尊无二上之旨哉？”云云，与《东都事略》卷一一四“时有用京房二变、四清论乐者。旸曰”云云，《九朝编年备要》卷二七“（魏汉津）献乐议曰……大乐房参详陈旸曰”云云，《长编拾补》卷二三“魏汉津献乐议，上从之。礼乐房参详陈旸曰”云云，颇相一致；《宋史·陈旸传》“魏汉津议乐，用京房二变、四清。（陈）旸曰：五声、十二律”云云，《宋史·乐志三》“（陈）旸之论曰：‘汉津论乐，用京房二变、四清，盖五声、十二律’”云云，则据《东都事略》、《九朝编年备要》而修撰。以上史料明确说是陈旸任“讲议司礼乐房参详官”之后，针对“魏汉津乐议”而发。考陈旸任“讲议司礼乐房参详官”在崇宁元年九月，其所驳论，也是崇宁元年八月后魏汉津所献乐议。据此，知陈旸上《乐书》的时间当在崇宁元年九月任“讲议司礼乐房参详官”后。
又有崇宁二年说。据《玉海》卷一〇五：“（崇宁）二年九月六日壬午，何执中奏：‘礼部郎陈旸，撰《乐书》二百卷，欲加优奖。'”《宋会要·乐》五之一八：“徽宗建中靖国二年（笔者按：当为“崇宁二年”）九月六日，吏部尚书何执中等奏：‘近礼部员外郎陈旸所撰《乐书》二百卷，送臣等看详。'”知至崇宁二年九月六日陈旸上《乐书》已有较长的一段时间，故《宋史·乐志三》“（崇宁）二年九月，礼部员外郎陈旸上所撰《乐书》二百卷，命吏部尚书何执中看详”云云，径直将陈旸上《乐书》的时间定在崇宁二年九月，则为“联书体”体例，不可据为实际上书时间。
苗建华考证陈旸于崇宁二年四月二十三日献书，乃据清方氏刊本陈旸《乐书》所录何执中奏本。其说可为定论。乃知建中靖国元年不过是“给笔札写进”《乐书》，至崇宁二年四月二十三日方才“写定”而献书矣。
九月六日壬午，何执中等奏请陈旸《乐书》送讲议司，令知音律人相度施行。
《宋史》卷一二八《乐志三》:“（崇宁）二年九月，礼部员外郎陈旸上所撰《乐书》二百卷，命吏部尚书何执中看详，以谓旸欲考定音律，以正中声，愿送讲议司，令知音律者参验行之。”
《宋史》卷四三二《陈旸传》:“礼部侍郎赵挺之言：‘旸所著《乐书》二十卷，贯穿明备。乞援其兄祥道进《礼书》故事给札。’既上，迁太常丞，进驾部员外郎，为讲议司参详礼乐官。”
《宋会要·乐》五之一八：“建中靖国二年九月六日，吏部尚书何执中等奏：‘近礼部员外郎陈旸所撰《乐书》二百卷，送臣等看详，臣等欲乞特加优奖。所有旸欲考定音律，以正中声，更乞送讲议司令知音律之人相度施行。’诏陈旸转一官，余依奏。”
《玉海》卷一〇五：“（崇宁）二年九月六日壬午，何执中奏：‘礼部郎陈旸，撰《乐书》二百卷，欲加优奖。（靖国初，给笔札写进。）旸欲考定中声，更乞送讲议司施行。’迁旸一秩。旸《乐书》首采《礼记》诸经，言乐处为训义。次取成周至本朝事为之图论，又有《正误》一卷。（旸兄祥道为《礼书》，并行于世。）”
按：建中靖国无二年，当从《宋史·乐志三》、《玉海》卷一〇五、作“崇宁二年”。本年四月二十三日，陈旸上《乐书》，至本年九月，何执中等人奏请送《乐书》于讲议司，令知音律人相度施行。《宋史》本传云《乐书》“二十卷”，当为“二百卷”之误；又云因上《乐书》而“迁太常丞，进驾部员外郎，为讲议司参详礼乐官”，亦误。考其“迁太常丞”在崇宁元年初（《文献通考·郊社考九》）, “进驾部员外郎，为讲议司参详礼乐官”在崇宁元年九月（详上）。李文信云：“从崇宁元年开始，由宰相蔡京领导专设机构‘讲议司’来讨论进行。中世纪音乐理论巨著《乐书》二百卷，就是在这次音乐学术讨论中，由礼部员外郎陈旸提出来的。”其说可信，今从之。
十六日壬辰，诏令讲议司官，详求礼乐沿革，修为典训。时论方右魏汉津，绌陈旸乐议。
《宋史》卷一二八《乐志三》:“（崇宁二年九月）壬辰，诏曰：‘朕惟隆礼作乐，实治内修外之先务，损益述作，其敢后乎？其令讲议司官详求历代礼乐沿革，酌古今之宜，修为典训，以贻永世，致安上治民之至德，移风易俗之美化，乃称朕咨诹之意焉。'”
《宋会要·职官》五之二一：“徽宗崇宁二年九月十六日，手诏：‘王者政治之端，咸以礼乐为急。盖制五礼则示民以节，谐六乐则道民以和。夫隆礼作乐，寔治内修外之先务。损益述作，其敢后乎？宜令讲议司官，详求历代礼乐沿革，酌今之宜，修为典训，以贻永世。非徒考辞，受登降之宜（仪）、金、石、陶、匏之音而已。在博究情文，渐熙和睦，致安上治民【之】至德，著移风易俗【之】美化成（按：《全宋文》疑“成”衍文），乃称朕咨诹之意焉。'”
《政和五礼新仪》卷首《御笔指挥》:“崇宁二年九月十六日，奉手诏：‘王者政治之端，咸以礼乐为急。盖制五礼则示民以节，谐六乐则道民以和。夫隆礼作乐，实内治外修之先务。损益述作，其敢后乎？宜令讲议司官，详求历代礼乐沿革，酌今之宜，修为典训，以贻永世。非徒考辞受登降之仪、金、石、陶、匏之音而已也。在博究情文，渐熙和睦，致安上治民【之】至德，著移风易俗【之】美化成，乃称朕咨诹之意焉耳。'”
按：《全宋文》据《政和五礼新仪》卷首、《宋会要·职官》五之二一、《宋史·乐志三》、《宋史纪事本末》卷五、《续通典》卷九一收作《讲议司详求礼乐制度诏（崇宁二年九月十六日）》。《宋史·乐志三》引此诏书删除“非徒考辞受登降之仪、金、石、陶、匏之音”，遂失原真。
考陈旸非议魏汉津乐议，为蔡党所不容。《宋史·陈旸传》、《宋史·乐志三》载“时论方右汉津，绌旸议”。《御制九鼎记》云：“然世俗单见浅闻之士，骇心愕听，胥动以言。朕取成于心，请命上帝，屏斥邪言。”（《宋会要·舆服》六之一四）“世俗单见浅闻之士”、“邪言”云云，疑即针对陈旸而发。陈旸《乐书》二百卷，均为考证乐论、乐政、乐器、乐图、乐仪之文字，于乐理及制造之事无涉，乃为“考辞”之书，其为徽宗所弃已属必然。又，上引陈旸上《乐书》，诏依奏“令知音律之人相度施行”（《宋会要·乐》五之一八）、“更乞送讲议司施行”（《玉海》卷一〇五）、“令知音律者参验行之”（《宋史·乐志三》）云云，所谓“知音律之人”、“知音律者”，疑指刘炜、赵知幾等人。据《文献通考·乐考三》:“蔡攸（絛）《国史【后】补》:‘初，汉津献说，请帝三指之三寸，三合而为九，为黄钟之律……刘昺之兄炜，以晓乐律进，未几而卒……'”《宋史·刘昺传》:“兄炜，通乐律。炜死，蔡京擢昺大司乐。”按刘炜生平不详，当为蔡京亲信，“以晓乐律进”，所谓“知音律之人”、“知音律者”，疑刘炜即为其中之一。又据《忠肃集》卷下《傅公行状》:“是时蔡京初辅政用事……遣其子鯈与术士协律郎赵知幾等数辈踵至视公。”蔡京“初辅政用事”在崇宁元年七月，赵知幾为“协律郎”当在此后。又崇宁二年太常寺增置协律郎等官（《宋史·职官志八》），今据《宋会要·乐》三之二四、《玉海》卷一一〇、《忠肃集》卷下《傅公行状》，可考知崇宁元年七月、八月后至二、三年间赵知幾为协律郎。疑赵知幾亦为“知音律者参验”之一。
陈旸崇宁二年四月二十三日上《乐书》，至本年九月六日，诏依奏“令知音律之人相度施行”（《宋会要·乐》五之一八）、“更乞送讲议司施行”（《玉海》卷一〇五）、“令知音律者参验行之”（《宋史·乐志三》），但至崇宁二年九月十六日，即有手诏云“非徒考辞，受登降之仪，金、石、陶、匏之音而已”，疑陈旸《乐书》在崇宁二年九月十六日左右即遭朝廷否决，所谓“时论方右汉津，绌旸议”，或指此而言。
时置大乐府，以窃讲议司礼乐房之权。以刘炜为大司乐。
《宋会要·舆服》六之一五：“（崇宁四年）七月甲辰，制造大乐局铸帝鼐、八鼎成。……冲显处士、大乐府师、授大乐局制造官魏汉津，为冲显宝应先生。”“（九月）乙巳，冲显宝应先生、太乐府师、授制造九鼎官魏汉津，为虚和冲显宝应先生。”
《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二八：“（崇宁四年七月）甲辰，制造大乐局铸帝鼐成、八鼎成。……冲显处士、大乐府师、授大乐局制造官魏汉津，为冲显宝应先生。”“（九月）乙巳，冲显宝应先生、大乐府师、授制造九鼎官魏汉津，为虚和冲显宝应先生。”
按：“大乐府”（或“太乐府”）云云，即大晟乐府之前身。考“诏赐名《大晟》”在崇宁四年九月朔（详下），此大乐府则在“崇宁四年七月”。又“赐名《大晟》”之后，亦时有以大乐府称大晟乐府者。《皇宋十朝纲要》卷一六：“（崇宁五年）京令其党进言于上，以为：‘……若学校、大乐等数事，皆是绍述神考美意……’于是上乃复学校教官及香盐（矾）司官，又复大乐府。”《九朝编年备要》卷二七：“（崇宁五年九月）于是上乃复学校教官及香矾司官，又复大乐府。”《长编拾补》卷二五：“（崇宁五年）二月，蔡京罢。未几，京令其党进言于上，以为：‘……若学校、太乐等数事，皆是绍述神考美意……’于是上乃复太乐府。”
考大乐府乃蔡京、赵挺之党争于乐议领域的体现。崇宁二年九月后，因陈旸与魏汉津论乐不合，蔡京遂另设一机构负责大乐事。时“时论方右汉津，绌旸议”，并以刘炜主管乐事（详下）。此时陈旸虽罢管乐事而主管礼事，但仍任讲议司礼乐房参详官；蔡京为夺议乐权，遂巧立“大司乐”官名以行“礼乐房参详官”之实，而设大乐府以窃“礼乐房”（或“大乐房”）之权。其设立初始，与讲议司礼乐房一起，均由中书省直接管辖。崇宁四年九月朔，遂更大乐府名为大晟乐府。详见拙著《大晟府及其乐词通考》，兹不赘述。
“大乐府”官属有大乐府师、同详定《大乐书》、大司乐、典乐、大乐令、协律郎、主簿等。其乐官任员：
（1）大乐府师。“大乐府师”不常设，仅魏汉津一例（《宋会要·舆服》六之一五、一六，《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二八）。
（2）同详定《大乐书》。《宋会要·舆服》六之一六：“（崇宁四年九月乙巳）大司乐、兼同详定《大乐书》刘炳（昺）转三官。”《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二八：“（崇宁四年九月乙巳）大司乐、兼同详定《大乐书》刘炳转三官。”按：“同详定《大乐书》”在“崇宁四年九月乙巳”之前即已存在，当设于“大乐府”时期。“同详定《大乐书》”存时较短，约始于崇宁二年九月后，终于崇宁四年九月。崇宁四年九月后，因赐名“大晟府”，或更名为“同详定《大晟乐书》”。大观三年六月刘昺上《大晟乐书》（《玉海》卷一〇五），此官即罢。
（3）大司乐。崇宁二年增置（《宋史·职官志八》）, “大乐府”大司乐可考者有刘炜、刘昺兄弟（《文献通考·乐考三》, 《宋史·刘昺传》）。
（4）典乐。崇宁二年增置（《宋史·职官志八》），任者有马贲。按：《宋会要·乐》三之二七：“（政和三年）六月二十八日，中书省言：‘大晟府新燕乐进讫。’诏：‘提举官刘炳特转两官……杨戬落通仕大夫，除正任观察留后；……马贲等五人各转行两官。'”翟汝文《马贲大司乐制》，制文作于政和三年，制文中有“典职惟旧，肆命汝为长”云云（《忠惠集》卷三），知马贲在政和三年正式任命为大司乐之前，还曾充大晟府长贰之职。又《宋史·魏汉津传》:“有马贲者，出（蔡）京之门，在大晟府十三年，方魏、刘、任、田异论时，依违其间，无所质正。”考“任、田异论时”指政和末典乐任宗尧、田为议乐事（《宋史·乐志四》），前推十三年，当在崇宁四年。考崇宁间魏汉津为大乐府师兼大乐局制造官，刘昺为大司乐，能“质正”魏汉津、刘昺者，必为大乐府长贰之职，马贲此时疑为大乐府典乐。
（5）大乐令。崇宁二年增置（《宋史·职官志八》），任者未详。
（6）协律郎。崇宁二年增置（《宋史·职官志八》），任者有吴良辅、赵知幾。
（7）主簿。崇宁三年增置（《宋史·职官志八》），姑附于此，任者未详。
陈旸虽罢管乐事，但仍任讲议司礼乐房参详官，主管太常礼事。
《宋史》卷四三二《陈旸传》:“时论方右汉津，绌旸议。进鸿胪……少卿。”
《宋史》卷一二八《乐志三》:“时论方右汉津，绌旸议。进鸿胪……少卿。”
《九朝编年备要》卷二七：“论多不合，遂迁旸为鸿胪少卿。”
《长编拾补》卷二三“崇宁三年正月甲辰”按语：“论多不合，遂迁旸为鸿胪少卿。”
按：有关陈旸罢管乐事的官职和事任，诸书所载各有不同。《宋会要·礼》二五之六六，崇宁二年十一月十七日，礼部员外郎陈旸上议北郊大礼五行、昆仑、神州、五岳帝等神从享之位奏章。又《宋会要·职官》五之一四：“（崇宁三年八月七日）奉议郎、礼部员外郎陈旸转一官。”则陈旸仍在讲议司礼乐房任参详官，官职仍为奉议郎、礼部员外郎，不过主要管理太常礼事，乐事则以刘炜主管。崇宁三年八月因罢讲议司时，陈旸方才转为鸿胪少卿。
又，诸史载崇宁二年十一月陈旸议礼事甚详，可证陈旸虽罢管乐事，但仍任讲议司礼乐房参详官，不过主管太常礼事。《宋史·礼志三》:“崇宁初，礼部员外郎陈旸言：‘五行于四时，有帝以为之主，必有神以为之佐。今五行之帝，既从享于南郊第一成，则五行之神，亦当列于北郊第一成。天莫尊于上帝，而五帝次之。地莫尊于大祇，而岳帝次之。今尚与四镇、海、渎并列，请升之于第一成。'”《宋会要·礼》二五之六五、六六、六七：“（崇宁）二年十一月十七日，礼部员外郎陈旸奏：‘臣闻天一与地六合而生水于北，其神元（玄）冥；地二与天七合而生火于南，其神祝融；天三与地八合而生木于东，其神勾芒；地四与天九合而生金于西，其神蓐收；天五与地十合而生土于中，其神后土。盖地乘阴气，播五行于四时，当有帝以为之主，必有神以为之佐也。五行之帝，既从享于南郊第一成，则五行之神，亦当列于北郊第一成矣。上辛大雩帝及五时迎气，并以五人神配，而不设五行之神，是取小而遗大也。神宗皇帝尝诏地示之祭，以五行之神从享，以五人神配，然尚列岳、镇、海、渎之间。臣今欲升之第一成。’又言：‘地示之祭，先儒之说有二。或系于[昆仑]，或系于神州，皆有所经见。惟《尔雅》曰：“西北之美者，有昆仑之球琳琅玕焉。”《河图括象》曰：“昆仑东南万五千里，曰神州。”是昆仑不过域于西北，神州不过域于东南也。神宗皇帝尝诏礼官讨论北郊祀典，位昆仑于方丘第一成之西北，位神州于第一成之东南，而其上设地示位焉。昆仑、神州之说，虽出不经，然古人有其举之，莫敢废也，特降于从享之列尔。欲望明推神考诏旨，列昆仑、神州于从享之位。’又言：‘三代而上，山川之神，有望秩之祭。故五岳之秩视三公，四渎之秩视诸侯。五岳不视侯而视公，犹未极乎推崇之礼。圣朝始帝五岳而王四渎。窃惟天莫尊于上帝，而五方帝次之。地莫尊于大示，[而]五岳帝次之。神宗皇帝亲祠上帝于南郊，而五方帝列于第一成。然则五岳帝，其可尚与四镇、海、渎而并列乎？今欲升之于第一成。’并从之。”（《文献通考·郊社考九》略同）按：《全宋文》据《宋会要·礼》二五之六六、《文献通考·郊社考九》、《宋史·礼志三》等，分别收作陈旸《乞升五行之神于北郊第一成奏（崇宁二年十一月）》、《乞列昆仑神州于从享之位奏（崇宁二年）》、《请升五岳帝于第一成奏（崇宁二年）》。然《全宋文》据《宋史·礼志三》“又言：‘《大礼格》，皇地祗（祇）玉用黄琮，神州地祗（祇）、五岳以两圭有邸。今请二者并施于皇地祗（祇），求神以黄琮，荐献以两圭有邸。神州惟用圭邸，余不用。玉琮之制，当用坤数，宜广六寸，为八方而不剡；两圭之长宜共五寸，并宿一邸，色与琮同，牲币如之。’又言：‘常祭，地祗（祇）配位，各用冰鉴一。今亲祀，盛暑，请增正配及从祀位冰鉴四十一。'”收作陈旸《言皇地祇神州地祇荐献奏》、《请增祭地祇配位冰鉴奏（崇宁中）》，则误将《宋史·礼志三》“至是，议礼局上《新仪》”云云之后文字收作陈旸奏章。考《宋会要·礼》二六之五，此两段作“政和四年四月二十六日太常寺言”、《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三四则分别作“政和四年四月二十六日礼制局言”、“政和四年五月丁丑（三日）礼制局言”，可证非陈旸奏章。可据校正。
十二月十一日丙辰，诏依元丰旧制，景灵宫、太庙、郊坛登歌，不兼设钟磬。
《宋会要·礼》一四之六〇:“（崇宁二年）十二月十一【日】，诏：‘景灵宫、太庙、郊坛登歌，不兼设钟磬，并依元丰旧制。’先是，元符元年十一月已诏：‘登歌依元丰四年指挥，不设钟磬。’建中靖国元年，郊庙登歌复兼用之。至是，以礼部、太常寺申请，故有是诏。”
按：《全宋文》据《宋会要·礼》一四之六〇收作《景灵宫太庙郊坛登歌不兼设钟磬诏（崇宁二年十二月十一日）》。
本年底，刘炜卒，蔡京擢其弟刘昺为大司乐，专主魏汉津乐。
《宋史》卷三五六《刘昺传》:“刘昺，字子蒙，开封东明人。初名炳，赐今名。元符末，进士甲科，起家太学博士，迁秘书省正字、校书郎。兄炜，通乐律。炜死，蔡京擢昺大司乐，付以乐正，遂引蜀人魏汉津，铸九鼎，作大晟乐。”
《通鉴续编》卷一一：“（崇宁三年正月甲辰）至是，（蔡）京擢其客刘昺为大司乐，付以乐政。昺引蜀方士魏汉津见帝，献乐议。”
《宋史纪事本末》卷五：“（崇宁三年春正月甲辰）至是，京以门客刘昺为大司乐，命魏汉津定乐铸九鼎。”
《长编拾补》卷二三：“（崇宁三年正月）甲辰，用方士魏汉津之说铸九鼎。（【案】《通鉴续编》云：蔡京擢其客刘昺为大司乐，付以乐政，刘昺引蜀方士魏汉津见帝，献乐议，从之。）”卷二五：“【案】‘刘炳’, 《通鉴续编》作‘昺’, 《宋史》赐名与汉津同，崇宁三年正月蔡京擢焉，见前注。”
按：刘昺为大司乐诸史均系于崇宁三年正月甲辰，当为“联书体”。魏汉津进“指律”在崇宁元年而不在崇宁三年，“引蜀人魏汉津”者乃蔡京而非刘昺（详上），而考崇宁三年正月甲辰“中书门下省、尚书省送到魏汉津《札子》”时，刘昺已任大司乐若干时。
据《家世旧闻》卷下：“时好事者言：‘京为汉津撰脚色乐。’局官又从而为之说曰：‘昔禹以身为度，即指尺也。’其诬伪牵合如此。”“因迁就为说曰：‘请指之岁，上适年二十四，得三八之数，是为太簇人统，过是，则寸余□不可用矣。’其敢为欺诞，盖无所不至。”考《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三五：“杨氏《编年》:‘……时汉津取身为度之义，以帝年二十四，当四六之之（数），取帝中指以为黄钟之寸，而生度、量、权、衡以作乐。……而（蔡）京又使刘昺缘饰之。'”（《宋朝事实》卷一四同）即明言“（蔡）京又使刘昺缘饰之”，可见“局官”云云，诸史乃指为刘昺。史载刘昺主乐事，论“太、少之说为非”而主中声、正声“二黄钟律”说（《宋史·魏汉津传》, 《文献通考·乐考四》）。今考魏汉津进《札子》“次铸二十四气钟”云云，即指正声钟12件、中声钟12件之合称，实为刘昺“中声、正声”理论而非魏汉津“太、少之说”（详下）。诸史之说实有根据。
据《宋会要·乐》二之三一、三二及五之一八、一九，崇宁三年正月二十九日甲辰“中书门下省、尚书省送到魏汉津《札子》”（详下）, “送到”云云，当指进呈御前审批，而在“送到”之前，尚须讨论，以惯例计之当有一月之久。以此推算，则知魏汉津进《札子》于“中书门下省、尚书省”，至早亦当在崇宁二年底。又据《家世旧闻》卷下：“局官又从而为之说曰：‘昔禹以身为度，即指尺也。'”即魏汉津《札子》“禹效黄帝之法，以声为律，以身为度”。“局官”当指刘炜、刘昺兄弟。史载刘炜、刘昺兄弟先后主乐，“炜，通乐律。炜死，蔡京擢昺大司乐”（详上），兄弟二人伪造“魏汉津《札子》”，皆奉蔡京之令，伪造时间亦当在崇宁二年九月之后至年底。据此，知蔡京擢刘昺为大司乐，时间当在崇宁二年底。诸史系于崇宁三年正月甲辰（二十九日），实为“中书门下省、尚书省送到魏汉津《札子》”的时间，乃为“联书体”，不可视为刘昺任大司乐的起始时间。
又，大司乐的建置时间，史乘记载较为混乱。《宋史·乐志四》载大司乐置于崇宁四年九月朔，《宋史·职官志八》载大司乐“崇宁二年增置”。今考大司乐在“赐新乐名《大晟》”前已有实任人员。《宋史·乐志四》:“（崇宁四年）八月，大司乐刘昺言。”《宋会要·乐》五之二〇:“（崇宁）四年八月二十四日，大司乐刘炳奏。”《长编拾补》卷二五：“（崇宁四年）七月甲辰，制造大乐局铸帝鼐、八鼎成，大司乐刘炳转一官。”《宋史·刘昺传》:“（刘）炜死，蔡京擢昺大司乐，付以乐正。”《长编拾补》卷二三系“蔡京擢昺大司乐”在崇宁三年正月甲辰。按“赐新乐名《大晟》”在崇宁四年九月朔（详下），而诸史有关刘昺为大司乐则有“崇宁三年正月甲辰”、“崇宁四年七月甲辰”、“崇宁四年八月二十四日”等多处记载，可证大司乐之职在大晟府设立之前已经存在。知在未“赐名《大晟》”之前，大乐府已有大司乐一职的建置。《宋史·职官志八》、《宋史·乐志四》等所载大晟府置官时间的混淆问题，实都与大乐府的设立有关，反映了大晟府乐官建置的“动态过程”。考大乐府始置于崇宁二年九月后（详上），大乐府的第一任大司乐当为刘炜。刘炜主乐后，史料不载其任何官职，因此时陈旸虽罢管乐事，但仍在讲议司任礼乐房参详官，蔡京乃巧立一官名以行“礼乐房参详官”之实。据上引“炜死，蔡京擢昺大司乐”云云，知刘炜主乐后所任官职正是大司乐，时间则当在崇宁二年九月十六日“时论方右汉津，绌旸议”以后。大乐府的第二任大司乐即为刘昺，史料多载刘昺改窜“魏汉津乐”（详下），而不言刘炜，实非隐讳而为史传“联书”手法所致。以刘昺任时长且建功著而“牵联书之”，其兄炜则仅有“通乐律”、“以晓乐律进”数字，并其任大司乐亦省而略之，致隐晦不明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