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历史政治因素的影响

在文学发展的过程中，一定的历史政治环境始终是影响其产生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文学创作的发生总是和特定的历史时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五四乡土小说和八十年代寻根文学产生的特定历史政治时期也是其历史文化语境之一。

对五四乡土小说而言，对辛亥革命的反思是其兴起的一个历史诱因。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在1911年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在中国大地上建立起了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然而，资产阶级革命者建设新中国的美好愿望并没有如期实现，不久，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就篡夺了革命政权。孙中山所发起的“二次革命”和“护法运动”也被残酷镇压。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就这样彻底失败了。面对这一巨大的历史恶性逆转现象，当时的知识界不能不进行深刻的反思，于是，各种观点相继产生：有的人认为是反革命的力量过于强大；有的人认为是国民党内部的领导问题；更有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超越了这些社会、政治、军事的表面因素，认识到辛亥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发动大部分的民众，其中即包括农民及具有农民特点的小市民，民众对革命的不理解、对革命者流血牺牲的麻木才是辛亥革命失败的根本症结所在。于是，知识分子们拿起手中的笔，把辛亥革命失败的这一根本原因用文学的形式表现了出来。这其中的杰出代表当然是五四乡土小说的领军人物——鲁迅。鲁迅在他的乡土小说代表作《药》、《故乡》、《阿Q正传》等篇章中，向人们展示了一系列触目惊心的事实。《药》里的革命者夏瑜的鲜血竟成为华老栓为儿子治病的“药”；《故乡》中，鲁迅虽然没有直接描写辛亥革命与农民的关系，但通过对“故乡”萧条景象的描写，通过对饱受“饥荒、苛税、兵、匪、官、绅”压榨剥削的中年闰土的描写，鲁迅向读者展示了军阀混战对农村和农民的危害以及在封建礼教毒害下农民心灵的痛苦；《阿Q正传》更是通过一个普通的农民阿Q在对革命懵懵懂懂中送了命，揭示变了质的革命已经对农民举起了屠刀。“鲁迅对辛亥革命的描写是既深刻而又全面的。既有对于辛亥革命经验的总结，也有对于中国革命前途的思虑，但最主要的（其主旨）却在于揭示封建专制的残酷、沉重，以及它对于农民精神的虐杀。鲁迅通过其艺术描写，力图向人们证明，辛亥革命是在封建思想还弥漫在中国社会各个角落，在中国还缺少一个全民性的深刻思想革命运动的情况下，发生的一次单纯的政权变更、名目翻新的政治运动。它遭到了惨重的失败，没有给中国带来任何实质性的变化。中国应当有一场更广泛、更深刻的反封建的思想革命，启发广大农民的觉悟。”[1]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国并没有像孙中山所预想的那样，打倒了皇帝就进入了太平盛世，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很快被大军阀袁世凯所窃取，接下来中国开始进入不断的军阀混战的状态，人民的生活更加动荡和困苦。政治上的混乱与人民生活的状况对五四乡土小说的创作产生了直接的影响，直接催生了一批反映当时的这种社会现实的乡土小说作品。例如：杨振声的《渔家》不仅描写了在一个风雨之夜一个捕不到鱼的渔民全家挨饿的凄惨景象，而且还描写了在这样悲惨的时刻，水上警察还要到家里来催费，最后把渔民拖走。台静农《新坟》里的疯妇，女儿遭大兵强奸，儿子被大兵杀害。《红灯》中的守寡多年艰辛抚养儿子的得银的娘，老老实实做生意的儿子得银被拉去当了土匪，一夜之间就被砍了头，留下孤苦无依的老人。从这些小说创作中可以清晰地见到五四时期那个混乱的时局对乡土小说作家的创作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与五四乡土小说产生的历史政治环境相似，八十年代寻根文学也是产生在中国社会经历了巨大政治变革之后。众所周知的那场“文化大革命”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不仅使我国的经济面临崩溃的边缘，人民生活处于极度混乱和严酷的禁锢之中，而且文学领域也受到政治领域的严重影响。文学创作单一匮乏，人们的生活和思想在这场人为的政治运动中被牢牢地捆绑住，甚至于麻木了。

历史的发展总是以曲折的形式展示在人们面前的，黑夜无论多长，总会有鸡鸣日出之时，中国人民在漫长的忍耐和等待中迎来了充满阳光的新的一天。1976年10月，随着“四人帮”被打倒，中国人民从长期的政治禁锢中开始解放出来了。政治上的解放必然要求思想上的解放，禁锢许久的文学急迫地想挣脱出来，自由地翱翔，这首先就需要有一个可以自由发表思想的空间，而八十年代就为文学提供了这样一个环境。1978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这是一场针对性非常强的思想解放运动。“文革”刚刚结束的时候，评判是非的标准是“两个凡是”论，一切事情、一切问题都以此为标准，人们的思想被僵化地固定到这一条水平线上。1978年开始的大讨论所针对的就是“凡是论”，大讨论从哲学的角度出发，以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为基础，提出了从实践出发来判别是非的标准，要求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传统，从而认定“两个凡是”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这次思想解放运动冲刷着人们头脑中错误的、僵化的思想观念，使人们沉睡的精神开始苏醒。接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原则，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政治上和思想上的解放运动为文艺界的拨乱反正创造了条件，老作家们纷纷发表文章讨论如何在文艺界落实贯彻用实践来检验文学创作和批评的问题，这预示着文学事业开始走向正轨。此后，针对文艺界的一系列会议和讨论不断开展，在“文革”中受到批判的一批作家、文艺工作的领导人、文艺团体和大批的文艺作品相继得到平反，文学艺术的方针和政策逐步得到确立，文艺工作者在新的时代感召下又重新焕发出创作的热情。1979年10月30日，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同志在大会上致《祝词》说：

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文学艺术水平，创作出无愧于我国伟大人民、伟大时代的优秀文学艺术作品和表演艺术成果。[2]

邓小平同志以国家领导人的身份对文艺与政治之间关系的科学阐释，不仅是对前一时期一系列关于文艺理论的探讨的总结，而且明确地指出了文艺发展的方向，把文艺彻底地从政治的禁锢下解脱了出来。笼罩在文学头上十年之久的历史政治的“达摩克利斯剑”终于消失了，文学迎来了它创作上的春天。

接下来我们能看到的景象是，“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相继出现，从对过去那段历史的回忆、记录和反思开始，文学逐渐地返回到其自身的发展轨道，实现了对政治话语的反拨，同时也实现了文学作为思想文化领域的主要表现的切实作用。正是在这样一个宽松广阔的历史空间环境中，寻根文学才得以兴起。没有历史政治的解禁，没有“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文学探索，是不可能出现寻根文学创作热潮的。

回顾这两次文学创作潮流产生的历史政治因素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辛亥革命还是十年“文革”，它们不仅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且直接影响到了文学的发展，成为一定的文学创作产生的重要的推动力之一。在这一点上，五四乡土小说和八十年代寻根文学具备了相似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