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学术史回顾

“皇权不下县，县下皆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1]这是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治理模式。此模式表明传统国家无力将政权下渗至基层社会，乡绅成为联结国家与社会的中介，国家通过乡绅来控制和管理社会。换言之，国家权力在乡村更多的是象征意义，国家不能有效动员、整合乡村社会的资源，乡村社会呈现的是一种乡绅主导的自治体制。

时至清末，在帝国主义压迫、政府财源枯竭、乡村秩序失范等内外因素的双重困扰下，晚清政府开创了近代中国国家政权建设的先例。虽因武昌起义的爆发中断了晚清国家政权建设的进程，但此后历届中央政府都企图将国家权力渗透至基层社会，这一国家政权下延的趋势贯穿了整个民国时期。因此，晚清至民国时期的国家政权建设课题，引起了中外众多学者的普遍关注，他们从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等多种角度进行探究并取得了一定成果。

第一，海外及台湾相关研究

近二十年来，一批海外中国学著作翻译出版，有关国家政权建设的各种论著异彩纷呈。由于研究旨趣不同，笔者在此不一一列举，仅介绍与本书相关的部分重要成果。

自蒂利和他的同事基于西方现代国家的构建历程提出国家政权建设的概念以来，海外尤其是英美国家的学者对此展开了理论论证。斯科克波在《国家与社会革命》一书中对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与中国革命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这三个社会革命均导致了中央集权的、官僚制的、大众参与的现代民族国家的产生。[2]吉登斯的专著《民族、国家与暴力》，认为国家有能力对社区实施全面的监控，并且能够构筑一个边界明确、控制严密、国家行政力量得以全面渗透的社会，是现代民族和民主国家的形成基础。[3]迈克尔·曼区分了强制权力和基础权力两种国家权力的性质，指出前者系指市民社会的国家个别权力，它源自于国家精英的一系列运作，而这些运作不需要与市民社会群体做例行公事式的协商；后者则指一个中央集权国家的制度能力，它或是专制的，或是非专制的，制度性能力旨在贯穿其地域，以及逻辑上贯彻其命令，是一种贯穿社会的“权力”。[4]米格代尔认为“国家基础权力”在于它的“社会控制能力”，在于无论是民众社会行为的自身意愿，还是其他社会组织所寻求的行为都能遵循符合国家规则的要求。[5]

不仅如此，海外学者还对晚清民国时期的国家政权建设进行了诸多的实证研究，在这方面，以黄宗智、杜赞奇的研究观点最为突出。黄宗智依据满铁资料中关于河北、山东西北部平原的33个自然村的资料，认为“民国时期的国家机器不能将正式的官员和权力直接深入到县以下的各级行政组织。因此，他们要通过地方上和村庄里的显要人物来控制农村”[6]。换言之，国家依赖非正式的机构控制农村。同样依据满铁调查资料，杜赞奇从社会文化的视角，提出了“权力文化网络”、“国家政权的内卷化”概念来说明20世纪前半期中国国家政权的扩张及其现代化过程。杜氏认为在政权内卷化的过程中，政权的正式机构与非正式机构同步增长。尽管正式的国家政权可以依靠非正式机构来推行自己的政策，但它无法控制这些机构。在内卷化的国家政权增长过程中，乡村社会中的非正式团体代替过去的乡级政权组织成为一支不可控制的力量，国家向乡村进行权力渗透遭遇了失败。[7]

黄宗智、杜赞奇两位学者的研究观点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关注，诸多学者对此展开了广泛的论证。台湾学者沈松侨以河南省为个案，论述了从清末到民国河南地方基层政治组织形态的演变，认为“近代河南从自治到保甲的地方基层政治的演变过程，与其说是政治的现代化，毋宁说是政治的内卷化”[8]。该观点进一步支持了美国学者杜赞奇提出的“政治内卷化”学说。

美国学者马克·赛尔登在《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一书中，提出与杜赞奇政治内卷化相反的观点。该书探讨了“延安道路”在革命变革和社会进步的理论和实践中所作的贡献，以及它在日本敌后根据地的重要作用，认为“延安道路”使乡村社会融入了中共的革命体系，由此中共实现了在乡村秩序的建构。[9]此外，张信的力作《二十世纪初期中国社会之演变——国家与河南地方精英（1900—1937）》也对杜赞奇的“内卷化”有所修正。该著认为国民政府至少深入到了区级层面。虽然这样的努力最终遭到了地方精英的侵蚀，但它使国家在某种程度上介入了地方社会。同时，国民政府在政权建设的过程中，着眼于加强对地方精英的国家控制，通过恩威并济的手法，国家最终成功增强了对地方社会的控制，虽然是在有限的程度上。[10]

美国学者李怀印利用晚清和民国时期直隶（河北）获鹿县的档案，在《华北村治——晚清和民国时期的国家与乡村》一书中，对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有了不同的认识。该著认为在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之间，除了有对抗的一面外，还有在日常治理活动中为了讲求实效而相互依赖、合作的一面。如由于乡地制的继续存在，村庄精英跟官府讨价还价，屡次成功挫败了县衙门增加税款、税种的企图。[11]

从海外研究成果看，民国时期国家的政权建设是否取得成功，仍是一个值得争论的问题。从中发现，研究者选取的个案不同，则得出的结论也有差异。史学研究在探讨典型的基础上，总是想得出一些共性的内容，故选取样本以凸显整体的研究还有待加强。

第二，大陆相关研究

大陆学者关于国家政权建设的研究，起步也较早。在20世纪30年代，乡村建设派领军人物梁漱溟撰写《乡村建设理论》一书，对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做了大量的论述，认为“中国旧社会组织构造破坏，让中国政治无办法；中国政治无办法，让中国旧社会组织构造更加崩溃”。其核心观点是中国政治无办法，以致国家权力建立不起来，乡村社会衰败破产。[12]

在大陆诸多学者中，张静、于建嵘关于国家政权建设的研究很具理论性。在《国家政权建设与乡村自治单位——问题与回顾》一文中，张静认为国家政权建设，并非只涉及权力扩张，更为实质性的内容是涉及权力本身性质的变化，国家——公共（政府）组织角色的变化，与此相关的各种制度——法律、税收、授权和治理方式的变化，以及公共权威与公民关系的变化。这些方面预示着，国家政权建设能够成功取代其他政治单位或共同体成为版图内公民归属中心的关键，在于伴随这个过程出现的不同于以往的治理原则、一系列新的社会身份分类、不同成员权利和相互关系的界定，以及公共组织自己成为捍卫并扩散这些基本原则、权利和关系的政治实体。张静进一步指出，“国家”本身的性质变化——成为公共机构的角色、关系和原则转变，以及建立一系列相应制度设置巩固这种变化，是“国家政权建设”成功集中权力的基本原因。因此，国家政权建设看上去解决的是权力流动问题——权力从基层分割系统向中央的游动，但实质上，是国家新政治单位——治理角色和治理关系的制度（规则）改变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国家不仅是一种新的、象征主权的组织，国家政权建设还必须完成一种面向公共组织的性质转变，使自己成为提供公共产品，管理公共财务，为公共社会服务的组织。这样一个角色及其与公民制度化关系代表的公共性（公民）权利原则，是“国家政权建设”包含的规范性含义。[13]

在《国家政权建设与基层治理方式变迁》一文中，于建嵘认为国家政权建设作为一个学术术语，它与人们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政权建设概念有很大的区别。简要地说，“国家政权建设”就是指现代化过程中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制度与文化整合措施、活动及过程，其基本目标是要建立一个合理化的、能对社会与全体民众进行有效动员与监控的政府或政权体系。在传统国家，一方面，权力分散于不同经济、社会和文化单位；另一方面，有限的国家权力并不能有效地渗透于社会，产生相应的权力效应。只有到了现代国家，权力的配置和运作才发生了重大改变：一是政治权力从各种经济、社会、文化等单位集中到国家，形成统一的“主权”；二是从统一的权力中心发散，政治权力的影响范围在地理空间和人群上不断扩大，覆盖整个领土的人口，渗透到广泛的社会领域。因此，现代国家的建构是一个政治权力自下而上集中和自上而下渗透的双向过程。由不同层级的国家机构构成的政权组织体系则是实现权力集中和渗透的必要条件。[14]

需要说明的是，大陆学者关于国家政权建设的历史实证研究也取得了丰富的成果。魏光奇撰写的《官治与自治——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县制》，认为国民政府通过在20世纪上半期的县制改革建立了现代性质的县行政组织和区乡一级行政，探索了施行地方自治的模式以及强势国家行政与民主制度的结合。与此同时，县制改革也呈现了绅权的扩张、县行政组织机构的冗胀等弊端，从而导致国民政府对乡村的控制不成功。[15]

张鸣在《乡村社会权力与文化结构的变迁（1903—1953）》一书中，提出国民党保甲制的实行是完全的败笔，国家并没有通过它实现建立军事化统制性很强的下层组织的目标。保甲制从头到尾充斥着遏制共产主义势力的功利精神，只是将国家政权在形式上延伸到了每家每户，但实际上则是将原来土豪劣绅地方势力的恶行合法化，并且背在了国家政权的身上[16]。

张国茹的《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基层政权建设研究》一文，运用历史叙事的方法，论述了中共在陕甘宁边区对乡村社会的动员与改造，认为中国共产党成功进行了基层政权建设，满足了广大农民的基本利益需求，并实现了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和对民众的动员。[17]

王春英的博士论文《民国时期的县级行政权力与地方社会控制：以1928—1949年川康地区县政整改为例》，将县政整改作为近代国家权力深入基层社会的主要标志，认为国民政府通过在川康地区的县政整改，建立了以县政权为核心的权力结构，并且这种权力结构基本上控制了县以下的基层社会，基本取代了地方精英的传统权力结构。[18]

黎瑛的《权力的重构与控制：新桂系政府行政机制和政府能力研究（1927—1937）》一文，以20世纪30年代新桂系政府的行政机制和政府能力为研究对象，勾画出当时的行政网络特点和社会实态，认为新桂系政府在广西构建了一个“强政府，弱社会”的政治生态系统。[19]

李巨澜的《失范与重构：1927—1937年苏北地方政权秩序研究》一文，认为整个20世纪的中国社会发展道路是一种“规划的社会变迁”，随着国家权力不断向社会进行扩张和挤压，社会自主空间日益显得狭窄，苏北地方政权的秩序化进程正是这一社会变迁的反映。[20]

吴素雄在《政党下乡的行为逻辑：D村的表达》一文中，提出了社会权力的官僚化、原子化和精英化三个核心概念，认为社会权力的官僚化导致社会权力的精英化过程中断，进而导致社会权力原子化，最终造成权力结构失衡。这一失衡表现为组织化的国家权力与原子化的乡村社会权力之间的不平衡性。[21]

关于国家政权建设的专题论文有很多，限于篇幅，本书仅选取一些与研究主题密切相关的论文简介如下：王先明的《辛亥革命后中国乡村控制体制的演变——民国初期的乡村演变与保甲制的复活》（《社会科学研究》，2003年第6期），揭示了20世纪30年代保甲制在与自治体制的对接和整合中，表现出体制理念和政治实用上的重构性。沈成飞的《国家权力和乡村势力间的调适与冲突——抗战时期广东黄冈保甲示范乡透视》（《中山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认为黄冈保甲示范乡的建立不仅是对地方原有管理模式的一种否定，而且压抑了乡村的固有势力。魏本权的《基层政制与乡村社会结构的错离：以近代华北区制的变动为中心》（《中国农史》，2008年第2期），提出乡村治理的区位与乡村社会结构的疏离与错位，是造成民国时期区制不断调整的内在深层动因。李君的《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山东乡村社会控制管窥》（《东岳论丛》，2009年第7期），论述了抗战时期国共两党采取不同的政策以加强对山东乡村的社会控制，而共产党的社会控制显得更为强势。曹成建的《试析国民政府基层社会控制与建设的政纲》（《历史教学》，2008年第20期），认为国民政府的管教养卫给民众的感受是更多的负担与义务，而非利益。翁有为的《国民政府县政问题探析》（《史学月刊》，2011年第1期），认为县级政权在国民政府的政权体系中被置于边缘化的地位，国民政府对县政的敷衍，最后得到的是毫不留情的历史惩罚。

第三，万载区域研究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地方史志机构、学界已经注意到万载地方史的研究意义。中共万载县党史办公室编写的《万载人民革命史料》[22]和《万载人民革命史》[23]曾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万载苏区政权建设做过一些粗浅的梳理。应该说，谢宏维的博士论文《和而不同：清代及民国时期江西万载县的移民、土著与国家》和罗艳春的博士论文《祠堂、宗族与地域社会——以十六世纪以来的江西万载为中心》是目前涉及万载区域地方政权建设篇幅较长、分析较深刻的论文。谢文通过对移民与土著、移民与国家、土著与国家、移民内部、土著内部、国家官员内部，以及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等各种关系的探讨，揭示了国家视野下万载土客关系演变的机制与逻辑。[24]罗文则通过对清嘉道时期万载宗族祠堂的发展、地域社会的堂构竞立，以及诸种权力集团的发展壮大等的论述，认为19世纪初的万载社会具有“地方主义”的典型特质。[25]

关于万载区域研究的专题论文简介如下：施由明以万载辛氏宗族为例，阐述了清代江西是一个宗族势力很强大的地区，又是一个农村社会稳定传续的地区。这种宗族势力与农村社会的稳定有着紧密的关系，因为宗族有着一套很完备的自治机制，而乡绅掌控着这套自治机制，从而控制着农村社会稳定地传续与发展。[26]杨永俊以江西万载客家东洲书院“乐输”材料为依据，论述了东洲书院巨大的经费投入与全民乐输的形式，给捐纳户造成普遍的压力。罗艳春以万载县书院为考察对象，认为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嘉道时期，万载宗族、族群、士绅等地域社会中的诸种势力集团的活跃与人口的增长、经济的发展以及市镇的兴起等诸多因素息息相关，体现出明显的时代特性。[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