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导论

一 选题缘起

20世纪以来，世界经济社会得到新的发展，无论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还是精神文明都取得显著的进步。单就西方而论，人们的生存、生活状况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但就整个世界观之，人们在根据自己的需要极力改造世界、创造世界的同时，自然环境遭受到前所未有的破坏。正如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研究所指明的那样：“当本世纪开始时，无论人类数量还是技术都没有力量急剧地改变地球上的各个系统。但在本世纪终结时，不仅大量增加的人口及其活动已具有了这种力量，而且许多非故意的但是重要的变化正发生在大气、土壤、水体和动植物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变化的速度正在超越各个科学学科的能力和我们当前进行评价和建议的能力，它正在使那些在一个和以往不同的更为分割的世界上出现的各种政治和经济组织适应和对付这种变化的各种企图陷于破产；它使许多正寻找办法把这些事情纳入政治议程的人深深地忧虑。”[1]事实正是如此。虽然人们逐渐意识到自己的实践活动不当会对自然产生破坏作用，并作了相关改进，但是生态环境恶化状况不仅没有得到有效缓解，而且还日趋严峻。根据世界自然基金会发布的报告显示，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人们开始过度消费地球，目前人类对资源的需求得一个半地球才能满足[2]。

地球是人类共同的家园。全球变暖、臭氧层破坏、热带雨林消失、水资源短缺与不足、海平面上升等环境危机在危害到其他物种生存的同时，也直接危害到人类自身利益与安全。有关研究表明，由于地球资源的有限性，目前人类不断追求的获得物质财富的生产、生活方式是不可持续的。环境危机是一个标志，它要求人们必须重新审视自身存在价值、需要满足的合理性、生存方式等问题，才不至于在追求幸福的道路上走向毁灭。国际非正式组织罗马俱乐部在《增长的极限——罗马俱乐部关于人类困境的报告》一书末尾的言语发人深省：“人必须探究他们自己——他们的目标和价值——就像他们力求改变这个世界一样……问题的关键不仅在于人类是否会生存，更重要问题在于人类能否避免在陷入毫无价值的状态中生存。”[3]笔者以为，现在环境保护问题已不仅仅是个生态学问题，还是一个关于人的行为方式、生存方式的社会问题，一个涉及人类需要及其满足的价值哲学问题。

在研究自然生态环境的种种西方绿色理论中，生态学马克思主义[4]是值得注意的一支。西方绿色运动中含有“浅绿”（shallow green）和“深绿”（deep green）两个重要派别。其中，“浅绿”派重在于资本主义体制内通过技术升级和体制改良来解决生态问题，而“深绿”派则认为具体的体制改良和技术进步是不够的，必须改变人们根本的价值观和社会结构，才能实现自然环保的胜利。比较而言，“浅绿”派表现出技术乐观主义，代表性口号是“宇宙殖民”；“深绿”派则体现出技术悲观主义，代表性口号是“回到自然中”。前者可以认为是传统人类统治自然观念的人类中心主义，后者则表现为生态中心主义。[5]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浅绿”派和“深绿”派都有显著不同。较为明显的是，在现实生态问题根本解决途径上，它承认加强环保技术研发对于改善环境是有益的，但又同时指出，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技术进步而是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它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本性，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与环境保护根本对立的，因此必须改变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建立“生态社会主义[6]”制度。在思想观念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典型的“人类中心主义”视域下考察环境危机的理论，它认为人类“控制自然”有其现实的合理性与必然性。控制自然并不等于破坏自然，关键是要树立正确的生态伦理观，在自然规律之下根据人类的实际需要审慎地去改造自然。可见，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既不属于浅绿派，也不属于深绿派，而是绿色学说的另外代表性一派。理解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论域及其主张，必须要和其他绿色学说对照起来，才能深谙其意蕴。

虽然无法认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全部观点，但笔者认为，比起其他绿色学说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至少有如下独特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从理论上看，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学理论和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理论，驳斥了一些西方学者所谓的马克思主义是“人类中心主义”、不尊重自然的说法。更难能可贵的是，它在对马克思主义相关思想的研究基础上，挖掘出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学理论。该理论较全面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生态思想，确证马克思主义的生态观对于我们改善环境所起的重要作用[7]。同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丰富了对资本主义的社会批判理论。它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具有反生态的本性，这是和环境保护格格不入的；资本主义社会不仅存在着经济危机，还存在着生态危机。这既有利于我们开展对资本主义社会及其制度的批判，又有利于我们坚持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去开展生态文明建设。

从现实上看，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于我们构建生态文明社会亦多有启发。一、它启示我们，生态问题的解决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为建设生态文明社会，与时俱进地建构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是必要的。二、要反思现代性观念，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使物质文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较好地结合起来。三、要唤醒人们的生态觉悟，培养大众人与自然和谐共荣的生态伦理，使自然不仅是满足我们需要的对象，还是人们安居乐业的美好乐园。

一直以来，有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重在译介和归纳，这样做无疑是必要的。时至目今，由于各种原因，一些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代表著作还没有被翻译为中文。这对于不熟悉外文的学者来说，无疑带来研究上的很大不便。但笔者以为，我们还需要采用新的理论视角分析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整个内在脉络，分析它更深处的哲学根基，并对照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深入揭示其功绩与不足，最后找出它对现代化建设的借鉴意义。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开拓我国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研究论域，丰富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思想，在理论重构或重建的基础上，开展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其他西方绿色理论的对话，为人类的生态文明建设作出积极的贡献。

关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如何分析生态成因的，这种分析的意义与不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哪些地方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哪些地方偏离了科学社会主义，它对于我国现代化建设有何借鉴意义等命题，学界有一些研究。但笔者关心的是：为什么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会是现在这个样子而不是别的样子，它在哪些地方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哪些地方尚未达到马克思主义的高度，这种差异的根本原因在哪里，马克思的自然观有无涉及更深层次的哲学问题等命题。笔者在研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时通篇抓住自然的“解放”这个线索来进行，这种思路是经过一番细致考虑的，旨在能为分析清楚这些问题提供一个可供参考的视角。

下面简要阐释一下本书中“控制”和“解放”这两个基本词汇的含义。

关于“控制”一词，在英文中有多个单词予以表示。表示动词状态的有“control”“dominate”“govern”“rule”“command”“manipulate”等。前两个词汇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中运用最广。从使用上看，这些词语在表达“掌控、控制或统治”的意义上是相同的。从细微差别来看，“control”还有“统制”“管制”“管辖”以及“检验”“核对”之意。“dominate”有三个词意，除“控制”之意外，另有“处于支配地位”和“高出于、俯视”之意。“govern”强调由上到下的统治，多用于政府的管理与控制。“rule”在表示“控制”的意思外还有“统治、管辖”“裁决、裁定”及“起支配作用、占上风”等意。“command”常指带有命令式的掌控。“manipulate”有时也会使用，词义有“操作、操纵”和“（巧妙地利用权势或不正当手段）操纵、控制、利用”。由于这个词常含贬义，在表达“控制”自然之意时，此词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使用较少。名词“控制”的常见英文词汇有“domination”“mastery”“control”等。这里的“mastery”除了“控制、统治”之意外，还有“精通、熟练”之意，其常见搭配是mastery of。“control”更倾向于掌控与管理的能力，习惯性搭配有in control（掌控），out of control（失去控制），under control（在控制之中）等。该词的含义有很多，如“控制、支配”“管制、管制措施”“控制室、控制（或操纵）装置”“检查、核对”“熟练技巧”等。[8]关于“控制自然”的常见表达有“mastery over nature”“manipulate nature”“domination of nature”，其中“domination of nature”是目前最通行的用法，威廉·莱斯的《自然的控制》一书就写为Domination of Nature。与“控制自然”相近的说法，还有“利用自然”（英文对应为“exploiting nature”）。

在汉语中，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控制”一词有两个含义：一是“掌控住不使任意活动或越出范围”，短语搭配如自动控制、控制数字等；二是“使处于自己的占有、管理或影响之下”，例句如“殖民地的经济为宗主国所控制”或“102高地已完全控制在我军手中”或“制高点的火力控制了整片开阔地”等[9]。可以看到，这个词的所有意项和英文中的“control”和“dominate”最为接近和对应，即都有“掌控、管理”的含义，不含褒贬，不指涉明显的上下级关系。

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马尔库塞对“控制”尤其是“自然的控制”进行过区分：“压迫的控制”和“解放的控制”。他认为，后者的“控制”对人类是有益的，它“导致不幸、暴力和残酷行为的减少”，对自然也不构成损害。根据这种看法，人类改造自然使之符合人类意识蓝图，有利于人的解放。“一切欢乐和幸福都导源于超越自然的能力——在超越之中对自然的控制本身服从于生存的解放与和平。……凭借理性的认知能力和改造能力，文明创造了种种使自然摆脱它自己的兽性、不足和蒙昧的手段。”[10]因为文明驱除了自然不利于人们生存的方面，也就是说，使人们不惧自然的兽性与暴力，这样也就有利于人类的解放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所认同和支持的控制自然正是对人类有益的、有助于人的生存和发展的“解放的控制”。

“控制自然”在马克思主义语境中一般表述为“支配自然”或“统治自然”。我们首先要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在什么语境下来讨论人类支配（或统治）自然的提法。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如果仔细看一下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就会明了清楚。恩格斯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一部分中加以分析或论述人类支配自然的。正是通过生产劳动，人实现了自己的历史性转变，从“猿”这个动物转向了“人”这个特殊物种。恩格斯认为，人与动物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人能够能动地改造外界，而动物只能被动地对自然做出反应，即适应自然。“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简单地通过自身的存在在自然界中引起变化；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11]在这个语境下，“支配自然”即是指，人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去改变外部世界，即有目的地去改造世界，满足自身利益与需要。此外，人类能够运用自然规律来改造自然也体现了人优于动物之处：“我们对自然界的全部统治力量，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事实上，我们一天天地学会更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的习常过程所作的干预所引起的较近或较远的后果。”[12]恩格斯指出，支配自然的人也要遵从自然规律，不能肆意妄为，不然会遭到自然的“报复”。

马克思强调人在进行物质生产时必须“有意识”地控制自己的行为，必须服从客观规律。如在谈到西方历史上的农业生产时他指出，耕作如果自发地进行，而不是有意识地进行控制，接踵而来的就是土地荒芜，像波斯、美索不达米亚等地以及希腊那样。恩格斯强调指出，人们要按照自然规律去改造自然，仅有主观意愿和行动是不够的，它还需要一个好的社会制度及其生产方式作为保障：“要实行这种调节，仅仅有认识还是不够的。为此需要对我们的直到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的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13]这里所说的社会制度正是扬弃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着剥削和压迫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新的社会制度，这就是人和自然同时得到解放的共产主义社会制度。

英文中的“liberation”和“emancipation”都是名词状态表示“解放”，两者的不同在于前者还有“释放”之意。两者的动词分别是liberate和emancipate。

在汉语中，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解放”其意为“解除束缚，得到自由或发展”，短语搭配如解放生产力、解放思想等[14]。根据中英文的释义，可知字面上的“自然的解放”应是“解除对自然的束缚，使其得到自由或发展”之意。人文领域中的“自然的解放”是形象化的说法，具体内容上，对是否任其自然发展、是否对其进行干涉学界是有争议的。比如说，生态中心主义认为应该远离自然，使自然自由发展；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则强调，自然的解放不能离开人的生存和发展抽象地予以理解，因此对自然进行适度改造也是必要的。

马尔库塞曾阐述过何谓自然的解放，他说，“自然的解放意味着重新发现它那提高生活的力量，重新发现那些感性的美的质，这些质对在无休止的竞争中浪费了的生命来说是陌生的；这些质表明了自由的新的质。”[15]这表明：自然的解放表现为使生活呈现出欣欣向荣之态，使环境充满美感并体现出自由；使自然环境更适宜于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更有助于人的解放。在《工业社会和新左派》一书中马尔库塞还明确指出：（1）解放自然要体现人的主体性和计划性，体现出自然的解放是为了人的解放。“解放自然的思想并不以宇宙中有这样的计划或目标为前提：解放主要就是人的可能在自然中实现的计划和目的。解放要求，自然迎合这样一种活动，要求自然中拥有能支持和促进人的解放的力量，而这些力量曾经受到歪曲和压制。……将自然从这种盲目性中解脱出来，用阿多诺的话来说就是：帮助自然，‘睁开它的眼睛’；‘在这个贫困的地球上，帮助它做到它也许能做到的事情。’”[16]（2）解放自然并不意味着要回到前技术时代，而是要合理地运用技术文明成果，促进人和自然的解放。自然的解放“并不是回到技术前状态，而只是推动它向前，以不同的方式利用技术文明的成果，以达到人和自然的解放，和将科学技术从为剥削服务的毁灭性滥用中解放出来。”[17]这些思想基本被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所承继。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主旨虽说是为了“自然的解放”，但是并没有对何谓“解放”尤其是何谓“自然的解放”作较多的阐述。这可能是因为马尔库塞已经对“自然的解放”内涵作过相关阐述。威廉·莱斯的观点受到其恩师马尔库塞的影响，视自然的解放为“非压制性的控制自然”。这里面含有两层意思：第一，所谓“非压制性”强调要爱护自然、保护自然；第二，之所以要“控制自然”是为了保护人类利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总体上是站在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上理解解放自然，解放自然并不代表人类不干涉自然，而是要在人类对正当利益的需要下去掌控自然，使之服务于人的目的和解放。

马克思主义所理解的自然的解放，是指自然能够从被剥削和利用中解脱出来，摆脱纯粹材料的地位，它是和人的解放密不可分的，两者是同一个历史过程，两者的完成统一于共产主义社会。在共产主义社会，人当然也要占有和控制自然，但是：第一，这种控制是遵从自然规律和满足人类需要的；第二，这种控制是在人们集体控制之下的；第三，人类按照全面生产的方式包括美的维度来改造自然。因此，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人和自然的关系是丰富多彩的，两者互相促进，共达繁荣。

二 研究综述及问题

（一）研究综述

20世纪70年代以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得以形成，关于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关系的讨论也日渐兴起。其中本·阿格尔（Ben Agger）、乔尔·克沃尔（Joel Kovel）、安德烈·高兹（Andre Gorz）、丹尼斯·索伦（Dennis Soron）、泰德·本顿（Ted Benton）等人纷纷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生态学之间的关系出发展开对自然生态危机的探讨，霍华德·帕森斯（Howard Parsons）、瑞尼尔·格伦德曼（Reiner Grundmann）等人主要从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关系的方面进行生态学的讨论。概括地说，上述理论只是从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反生态的批判和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创建来尝试分析和解决自然生态问题，尚缺乏系统生态哲学思想的指导。这个问题的突破出现在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1998年詹姆斯·奥康纳（James O’Connor）发表了《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2000年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发表了《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这两部生态哲学著作的问世，标志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个体系的成熟。

此外，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还研究了绿色绿党与红色绿党的区别与联系，生态社会主义与生态女权主义的关系，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社会主义的关联，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辩证法的关系，深生态学与社会正义之间的关系等命题。总的来说，国外研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的论文虽有很多，但以自然“控制与解放”为视角进行研究的却较少。笔者从法兰克福学派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的学术见解中，发现了一些可供参照的材料。

一般认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渊源是法兰克福学派，理由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继承了该学派对工具理性的批判，并将其作为研究自然生态问题的重要向度。法兰克福学派学说中工具理性对人和自然的控制，深刻地影响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的研究论域。由此形成两种研究思路：其一，通过研究产生“控制自然”现象背后的社会根源，出现了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技术批判、消费异化批判等，而这一批判向度直接导致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合理性和资本主义制度合法性的质疑。阿格尔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1979）中比较详尽地分析了自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到马尔库塞的“支配理论”，他认为支配理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有其历史必然性。如果说法兰克福学派虽然一直坚决地批判现实社会，但仍对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的生态合理性抱有期望的话，那么阿格尔则与之不同，他明确分析了资本的本性，认为生态危机的产生与资本主义紧密相关，甚至已取代了经济危机的形式，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危机形式。阿格尔的这种制度批判的视角及其影响催生了后来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纷纷站出来批判资本主义反生态的本性，如高兹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生态学》（1994）、福斯特的《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2002）等。其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直接从法兰克福学派的“控制”观念入手来分析自然生态问题。威廉·莱斯（William Leiss）和格伦德曼等人不满意前人关于人类控制自然观念的理解而提出新的理论：莱斯在《自然的控制》（1972）中对控制自然观念的历史进行了系统梳理，并在分析与批判的基础上，提出应以“控制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观点来替代“控制自然”的观点。格伦德曼在《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学》（1991）中坚定地维护“控制自然”的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人类掌控自然的立场没有错，关键是要在符合自然规律和人的真正需要的情形下去控制它；有意识地控制自然不仅不是导致生态问题产生的原因，而且是解决生态问题的钥匙。戴维·佩珀（David Pepper）在《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1993）一书中提出，必须对自然控制的主体、目的和方式进行区分。他认为，在生态社会主义社会中人们通过集体控制，有意识地调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其目的是保护集体的利益；而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通过技术对自然的控制和利用是为了保护个人利益，这是不利于自然生态的保护的。

如何突破自然的控制以求实现自然的解放，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试图从社会制度重设和价值观重建两个主要方向进行突围。社会制度重设方面有：克沃尔的《自然的敌人》（2002）、福斯特的《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2002）、奥康纳的《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1998）、马丁·莱尔（Martin Ryle）的《生态学与生态社会主义》（1988）、鲁道夫·巴赫（Rudolf Bahro）的《生态社会主义与生存》（1982），希望通过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来实现自然解放。价值观重构方面有：莱斯的《满足的极限》（1988）寄望于人们改变传统的消费观，重新审视自身需要和价值并加以改变来实现自然的解放。阿格尔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中得到灵感提出劳动闲暇一元论，高兹认为人们应该减少劳动和更好地生活，福斯特赞同“土地伦理”的观点并予以宣扬等，都认为应通过适度改变人的生活态度和价值观来促使自然获得解放[见《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1979）、《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生态学》（1994）和《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2002）]。帕金斯、福斯特、格伦德曼和保罗·伯克特（Paul Burkett）还尝试站在哲学高度来重新审视生态问题，代表作分别是《马克思恩格斯论生态学》（1977）、《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2000）、《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1991）和《马克思与自然：一种红绿观点》（1999）。

总的来说，多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生态问题不仅仅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简单实践关系，而是涉及人对人的控制、人对自然的控制、自然的解放以及人的解放等命题的集合。他们对西方以工具理性至上、利润至上来考虑人及世界的思路表现出极大的失望，企图从马克思主义学说中寻求观念和方法上的帮助。然而，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往往站在功用的立场，从马克思主义文本中寻求某些具象描述来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不能从整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角度去看待马克思主义，不能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分析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因此，虽然指出了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反生态的本性，但不能用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来指导工人运动，从而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荣的新社会，这使得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带有一定的乌托邦特性。

我国学界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起初研究少且零散。进入2000年之后，随着相关著作逐渐被翻译成中文，研究也逐渐增多。总体来看，学界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还多处于资料收集和评介上。准确把握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及要义，无论对于我国理论界建构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理论还是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理论参考都意义重大。随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译介物的逐渐丰富，国内有些学者在对其进行宏观把握方面已经做了一些积极而有价值的探索。

截至2011年，关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整体性描述的专著有6部，它们皆是从博士论文演变而来。其中有4部研究的是整个流派的思想，分别为：王雨辰的《生态批判与绿色乌托邦——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18]、刘仁胜的《生态马克思主义概论》[19]、曾文婷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20]、徐艳梅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21]。这几本书分析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思想渊源、定义域、发展逻辑与历程、主要内容与派别、意义及不足等。在研究人物上，这几本书的侧重点有所差异，各有所侧重。从研究内容上看，普遍注意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在对生态问题和其他绿色理论的见解上有破有立。“破”表现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生态中心论、自然简化论、技术万能论、生态帝国主义等形形色色学说的批判上；“立”表现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建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理论以及结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出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理论上。另外两本书是站在某个维度研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一本是李世书所著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研究》[22]，探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一本是姚燕的《生态马克思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23]，是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展开的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总的来说，也可以认为这六位学者主要是从自然观和社会制度两个维度来分析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及成败得失。

大多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生态问题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制度问题，即以资本为逻辑的生产、生活方式等问题。刘仁胜、王雨辰、何萍等学者基本支持产生生态危机的最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制度的观点。而关志钢、黄频在《生态社会主义理论评析》[24]一文中指出：生态社会主义者混淆了“资本主义文明”与“近代工业文明”之间的关系，对全球生态环境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工业文明而非特定的社会制度，大自然对于人类的惩罚并没有作生产方式与基本社会制度之分，生态破坏主要与人类传统、落伍的发展观紧密相关。在借鉴学者的研究基础上，笔者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只是造成生态问题的一方面原因，同样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人类控制自然的观念；反思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价值不但要从社会制度方面去考查，还要从思想观念方面去考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从保护生态的维度出发来审视人本身而不是相反，这一维度也引起了笔者的注意，其意义与不足文中也进行了研究。

关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性质的研究，目前国内主要有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以复旦大学的俞吾金教授、陈学明教授为代表，认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较新流派。在他们看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比较自觉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去分析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危机问题（可参见他们的著作《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西方马克思主义卷》[25]）。这是目前国内学界最普遍的观点。

第二种观点以武汉大学的何萍教授为代表，认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西方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在她看来，任何一门学科的建立都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即特定的研究对象、特定的研究范式和与之相适应的范畴体系。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在于它同时满足了这些条件。就研究对象看，它对自然展开文化和价值的批判。通过这种批判，自然获得了自主性和能动性，社会领域的物质生产和生活获得了文化的含义，消费和使用价值也进入资本主义批判行列。就研究范式看，它建立起既不同于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同于西方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范式（具体而言，本体论和认识论上的唯物主义是一般的唯物主义，而辩证唯物主义属于历史唯物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用生态价值批判方法来沟通本体论唯物主义、认识论唯物主义和实践论上的唯物主义）。就范畴体系而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以人的活动、文化、价值重新定义马克思主义的自然概念”，在此基础上，构建起本体论、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的范畴体系[26]。

第三种观点以南京大学的张一兵教授为主要代表，认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属于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的一部分。在他看来，以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合著的《启蒙辩证法》一书为开端，特别是以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等论著为代表，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学界开启了“一种新的哲学意向”，即对全部工业文明的内在拒绝，而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最重要的生产力增长基础和人的解放逻辑都被否定了。西方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自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与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根本异质的是，他们已经从根本上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架构中最重要的原则。如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反对提高生产力水平是历史发展基础的观点……实际上根本拒绝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力的增长模式。”[27]

关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性质的问题，笔者赞同第一种观点，即认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属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中的新近学说。理由是：其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在西方都属于激进的保守主义流派，即既反对资本主义体制对人和自然的束缚、压迫，又反对暴力革命，希望通过和平方式实现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变革。其二，在理论内涵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都注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吸收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但又认为某些内容必须得加以变革才能适应时代发展。其三，通过仔细分析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然解放、人的解放等有关论述，可以看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所关注的以自然解放为核心的生态问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于解决现代深切关乎人的解放的现实障碍的逻辑发展。

关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关系的研究，国内有三种代表性观点。

第一种观点以复旦大学的陈学明教授为主要代表，认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生态社会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28]，在生态社会主义阵营中带有强烈的马克思主义倾向的人才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而在生态社会主义阵营中，除了马克思主义者还有其他的一些生态理论家，如社会民主主义者。不过，不管是何种派别或什么样的个人，只要是同属于生态社会主义的阵营，都主张社会主义，从而与生态中心主义相区别。

第二种观点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郭剑仁副教授为代表，认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生态社会主义”同属于广义上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但前者强调理论研究方面，后者强调实践方面。郭剑仁注意到奥康纳在《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一书前言中的最后一句话：“最后，它们导致了一些有关社会及社会变化的新的理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就是其中之一）以及一些新的社会物质性实践活动，生态学社会主义就是其中之一。”[29]由此认为，奥康纳赋予“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以理论性质，赋予“生态社会主义”以实践性质。第二个理由是，1978年奥康纳创办的《资本主义、自然、社会主义》杂志的宗旨是：“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指向生态社会主义实践。”[30]

第三种观点以中央编译局的刘仁胜副研究员为代表，认为生态社会主义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发展阶段，两者同属于广义上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刘仁胜看来，广义上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经过了三个发展阶段，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社会主义和马克思的生态学。刘仁胜在某种程度上也赞同郭剑仁所提出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重理论、生态社会主义重实践这个特点：“生态社会主义是生态马克思主义从理论走向现实的必然结果，而马克思的生态学则是生态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初步回归。”[31]

对上述学界三种代表性观点笔者都不认可。在笔者看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生态社会主义理论从研究内容来说是完全一致的，代表性人物是完全一致的，故认为它们是同一个理论的不同称谓：即北美流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叫法，欧洲流行“生态社会主义”的叫法。对照美国人奥康纳的著作《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和英国人佩珀所著的《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即可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叫法流行于北美，是因为在北美的现实政治中并没有什么有影响力的社会主义政党，并缺乏足够影响政治变革的绿色运动，故“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称谓更合时宜；“生态社会主义”的叫法流行于欧洲，是因为在欧洲“社会主义”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现实活动中都有较强的社会影响力，特别是一些绿党在联合其他社会政党的基础上走到了执政党地步，这样“生态社会主义”的称谓就很合时宜。

关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主要理论论题的研究，笔者认为，学界关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围绕生态危机根源及其解决途径的问题，形成了三个主要命题：其一是对“资本控制”所产生的生态危机批判。即指出，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制度。其二是自然解放和人的解放理论。此理论在学界的研究还不是太多。其三是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生态哲学和生态道德重建理论[32]。下面具体分析一下。

其一，对资本主义反生态本性的批判。对资本主义反生态本性的批判又可细分为技术批判、消费批判及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把技术批判与生态危机联系起来进行讨论的文章，代表作有郑湘萍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技术与生态批判》[33]、万希平的《从技术理性批判到社会制度批判——兼论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转换批判主题的逻辑意蕴》[34]、马兰和吴宁的《生态视域的科学技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科技观述评》[35]等。研究消费批判的文章很多，代表作有蒋男平的《应当重新审视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的消费理论》[36]、万健琳的《异化消费、虚假需要与生态危机——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需要观和消费观》[37]等。涉及资本主义制度批判的代表文章有万希平的《论当代资本主义生态环境危机的政治维护机制——一种生态马克思主义视角的理论考察》[38]、李世书的《生态中心主义的红色批判——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的新视角》[39]、王雨辰的《反对资本主义的生态学——评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批判》[40]等。这三个批判存在着明显的逻辑关系：技术、消费异化皆被控制以作为资本增殖的需要，由此产生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批判。

其二，自然的解放和人的解放理论。刘仁胜所著的《生态马克思主义概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分析了马尔库塞、莱斯的人的解放和自然的解放理论。刘仁胜指出：马尔库塞不仅把“自然的解放”看作“人的解放”的手段，而且把“人的解放”和“自然的解放”看作是生态问题解决的前提和手段；莱斯则为实现人和自然的双重解放，试图从人类伦理和道德方面提出约束性要求，即对人类的非理性和破坏性思想进行压制。张晓鹏专门写了一篇博士论文讨论莱斯的控制与解放思想，见《从控制走向解放——莱易斯[41]“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探析”》（复旦大学，2007年）。周穗明详细介绍、分析了格伦德曼的控制与解放之间的关系，参见《“生态马克思主义”论生态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42]。李世书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比较仔细地考察了马尔库塞的“双重解放理论”（即人的解放和自然的解放）。不仅如此，他通过分析指出：在继承马克思与法兰克福学派关于人的解放思想的基础上，从莱斯、阿格尔到佩珀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都坚持认为，自然的解放与人的解放具有相关性，提出通过解放自然而使人获得解放的新路径。笔者以为，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题和研究对象来看，把自然的解放和人的解放联系起来进行讨论是很有意义的，但能否把自然的解放和人的解放同时看作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旨，还有待商榷。

其三，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理论以及生态哲学、生态道德等生态思想重建理论。

关于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研究文章有刘仁胜的《生态马克思主义发展概况》[43]、朱磊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观——一种资本主义批判视域的分析》[44]、唐宏的《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从资本主义到生态社会主义——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启示》[45]等。关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哲学的探讨，有何萍的《自然唯物主义的复兴——美国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评析》[46]《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作为哲学形态何以可能》[47]及王雨辰、郭剑仁的《北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构》[48]。关于生态道德重建的论文代表作有陈永森的《超越资本与自然的矛盾——评福斯特的生态社会主义》[49]，著作有李世书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50]等。应该说，关于生态社会主义社会构建的应然性讨论是比较多的，因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生态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才能够从根本上拯救环境。关于生态哲学方面的文章研讨也较多，因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自然唯物主义和生态历史唯物主义的探讨本身就很多，前者的代表人物如福斯特，后者的代表人物如奥康纳等。但是，关于生态道德方面的研讨论文则比较少，因为除去对利奥波德的“土地伦理”思想的强调外，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确实没有提出太多新的思想，故这方面国内的研讨文章较少。

（二）存在的问题

就国内学界而言，目前关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中存在的如下问题是值得关注的：

第一，没有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和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研究进行系统分析比较，从而更好地评价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学术价值和丰富、建构适合我国国情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思想。

目前学界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的研究已经有了一些积极的进展。首先，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像福斯特、奥康纳、莱斯、阿格尔、佩珀、休斯等人的著作已经出现一些中译本，并且这个工作还在不断进行当中；而其他重要人物如伯格特、高兹、克沃尔、格伦德曼、帕森斯等人的主要思想已经有学者作了重点研究。对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结构和框架，刘仁胜、曾文婷、王雨辰、徐艳梅、李世书、姚燕等人也出版了专著，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深化了我们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但是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例如，译介尤其是归纳的情况较多，而批评性意见尤其是富有建设性的意见不多，也不深入。国内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研究者在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时，出现一些积极成果，例如郇庆治、解保军、刘思华、陈新夏、周义澄对马克思的一些生态观点研究较为深入[51]，但是可惜的是，没有用这些思想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思想进行比较，分析其差异的原因，以便把研究推向深入。这就是说，现在国内研究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思想的学者和研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学者基本上还处于各说各话的阶段，这既不利于有效地借鉴西方的生态思想，也不利于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思想。

第二，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分析尚不充分，很少有论者能站在思维与存在的高度审视其理论共性、意义及不足。

易见之，无论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还是讨论或研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学者，在分析生态问题时的几个主要论域都不约而同地指向了技术、消费、社会制度等命题。而这些命题都与“主客体对象化”、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或者上升到较高的哲学视阈——思维与存在之间的矛盾）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而这一点却被广泛地忽略[52]。相反，这个视角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方面得到了一些学者的重视，如刘增惠的《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及实践研究》[53]、张传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前沿问题研究》[54]和刘思华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55]中在谈到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时，对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和主体将客体对象化思想进行了大量描述。容易发现：主客体之间的对象性关系是刘增惠和张传开两位学者描述马克思自然观思想时的关键内容。刘思华也认为，马克思一贯强调从人和自然的对象性关系来理解人与自然的同一性。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中的这个“理论空场”，应该引起足够的研究关注。

当然，上面说的两个问题中的某些部分，如没有把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研究情况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情况进行细致对照的问题，对人与自然的关系没有上升到足够的哲学高度的问题，在西方研究中也有一定程度的存在。不过，本书旨在分析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对于我国理论界和现代化建设的意义，故对西方研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不足情况的分析并不是本书的重点所在，但是从符合逻辑的角度来讲，本书研究的结果应该能够给西方的相关研究带来某些启发或借鉴意义。

三 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

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整个流派的研究一般可以从两个维度来进行。第一，按照内容把其思想分成不同的部分，章节之间是并列的关系。通常，在每一章的结尾会有一个简评，评析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成败得失；在文章的结尾会对其他相关问题作出阐释。第二，按照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方法进行研究。首先，分析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成的世界历史背景和思想渊源，指出理论形成的某种必然性；其次，剖析生态问题的成因及解决生态问题的构想（具体而言，成因一般关涉资本主义反生态的批判，解决方案通常为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内容）；再次，通过与马克思主义相关思想的比较，阐明其意义与不足；最后，阐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参照意义。根据欲阐述的内容和思想逻辑，本书采用的是后一种维度。

（一）研究思路

本书围绕自然的“控制”与“解放”维度展开论述。努力探求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具有的地位与价值，研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为实现自然的解放而提出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及生态伦理、生态哲学思想。在论述自然的“控制”观和“解放”观的理论基础上，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进行对照研究，深入挖掘其意义与不足。最后，探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借鉴意义。

第一章：分析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思想渊源及其发展历程。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形成不是偶然的，有一定的历史背景与思想渊源。笔者以为，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世界性生态危机、西方绿色政党运动及对传统社会主义国家运行模式弊端的反思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的社会背景。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法兰克福学派对工具理性的批判、马克思主义关于人和自然的论述、生态科学的理论支撑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产生的重要思想渊源。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参照世界历史和逻辑发展，本书作出一些归纳和概括。

第二章：分析自然的控制与生态危机之间的关系。笔者认为，一方面，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阐释控制自然观念的历史发展过程，并对人类对自然的“控制”观念进行辨正，指出生态中心主义的不正确性及人类中心主义存在的合理性、必然性。另外，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还指出，“控制自然”必须要从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寻求根源；同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驳斥形形色色的在资本主义体制内寻求改良的思想，指出这些思想实践上的空想性。

第三章：阐述自然从受控到解放的实现途径，分析自然的解放与人的解放之间的关系。有对控制自然的观念和制度批判，就有解放自然的生态思想建设和社会制度建设。笔者认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自然的解放的制度思考表现为对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构建尤其是生态政治和生态经济构建方面；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自然的解放的思想建设表现为生态道德的建设和生态哲学的建设。同时，笔者也分析到人的解放和自然的解放之间的关联及它们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地位和作用。

第四章：通过与马克思主义思想上的异同比较来考察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意义及不足。（1）首先加以考察的是对人和自然关系的认识。通过对象性与对象化、唯物辩证法、唯物史观认识上的异同来深入分析应该如何看待人的控制与自然的控制、人对自然控制的合理“限度”、实现自然解放的动力及途径等问题。同时，笔者尝试站在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层面进一步分析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2）讨论自然的控制与解放与社会制度之间的关联，指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哪些方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哪些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理解得不够深刻，甚至偏离了马克思主义。

第五章：阐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借鉴意义。笔者在借鉴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其他绿色理论的基础上提出，要重视建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理念，使得保护自然、开发自然有机结合起来；同时构建多维的人的自我实现路径，使得人们放开对物欲的单向度追求，从根本上解决人的物欲追求无限性与地球的自然资源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另外，要充分将社会主义制度能够调节社会经济、规划长远发展的功能运用到自然环保之中，并使“资本”能够服务于人类而不为非作歹、肆意妄为。

结束语：揭示未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障碍及其突破路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在思想上存在着两个不足：其一，没有建构系统的人的解放理论，因而也就不能把人的解放和自然的解放有机结合起来，并从人的解放出发理解自然的解放；其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指出其他绿色学说用二分法的方式看待问题的同时，自身在某种程度上也陷入了二分法。最后指明，对理论的反思和结合实践的完善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突破原来问题域及其瓶颈，走向新的高度的关键。

（二）研究方法

为了更好地研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本书采用了如下研究方法：

第一，文献研究的方法。真正要理解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必须大量阅读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及相关绿色理论的著作和研究论文。为做到这一点，尽量收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和文章及研究他们思想的论著，然后进行阅读、整理和分类，并做笔记，写读书综述。对应绿色理论的经典篇章也作了重点阅读。但只做到这些是不够的，笔者还参照了国内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最新研究成果，通过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生态学之间的“对话”，来考察生态环境问题的本质及解决之道。

第二，理论联系实际。本书没有一味地从理论上加以分析，而是与时俱进地结合历史和生活现实来研究，这使得理论与实际对应起来，以理论看待现实，以现实证实理论。也就是说，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分析上，要注重其现实可能性，要注重其已经引起的社会反响及其实际效果。要从历史维度出发，适当结合实际来研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败得失。在论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实际意义时，也注意分清中国国情和所处具体历史阶段，主张要采取扬弃的态度来吸取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成果为我所用。

第三，矛盾分析的方法。关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主要概念、观点的提出采用了矛盾分析的方法。如在分析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论及的“稳态经济”的意义问题时，在分析制度控制问题时，采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既要看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反生态本质认识上的价值，及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对于绿色运动的参照价值，又要看到某些基本、观念不够科学，在一定程度上混淆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矛盾，看不到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意义，因此带有一定的空想性质。

注释

[1]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著，王之佳、柯金良译：《我们共同的未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6页。

[2]参见世界自然基金会、中国科学院合编的《中国生态足迹报告2010》第4页：“2007年全球人均生态足迹是2.7全球公顷，而同期的人均生物承载力为1.8全球公顷，对生物承载力的需求超过当年供给的50%。”

[3][美]丹尼斯·米都斯：《增长的极限——罗马俱乐部关于人类困境的报告》，李宝恒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52—153页。

[4]“生态学马克思主义”（Ecological Marxism）一词为王谨教授在1986年首次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介绍到中国时的译法，是目前学界最广泛使用的译法。“生态马克思主义”是段忠桥教授在2005年《中国社会科学》第5期介绍西方理论时对Ecological Marxism的译法，这种译法现在影响也很大。

[5]关于“浅绿”和“深绿”的详细探讨，参见刘仁胜所著的《生态马克思主义概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一书第17—19页。或者参见雷毅所著的《深层生态学思想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1—34页。

[6]生态社会主义（Ecological Socialism）：西方社会中追求社会公平、公正，致力于绿色环保的理论学说。为了避免混淆，笔者把作为学说的“生态社会主义”称为“生态社会主义理论”，把作为一种理想社会构想的“生态社会主义”称为“生态社会主义社会”。

[7]代表性著作有[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的《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和[美]詹姆斯·奥康纳的《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

[8]以上英文释义参照《现代英汉词典》，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年版。

[9]《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723页。

[10][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188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3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4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5页。

[14]《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649页。

[15][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工业社会和新左派》，任立编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28页。

[16][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工业社会和新左派》，任立编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33页。

[17][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工业社会和新左派》，任立编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28页。

[18]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19]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

[20]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2008年版。

[2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

[22]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

[23]光明日报出版社2010年版。

[24]《南方论丛》2007年第3期。

[25]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6]何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作为哲学形态何以可能》，《哲学研究》2006年第1期。

[27]张一兵、胡大平：《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逻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16页。

[28]陈学明：《评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及其主要代表人物高兹》，《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2002年00期。

[29]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唐正东、臧佩洪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前言第5页。

[30]郭剑仁：《生态地批判：福斯特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81页。

[31]刘仁胜：《生态马克思主义概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

[32]可以认为，这三种思想的重建是分别从“社会制度”和“生态思想重建”两个层面来为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提供路径选择。

[33]《湖北社会科学》2009年第8期。

[34]《理论探讨》2009年第1期。

[35]《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36]《消费经济》2007年第4期。

[37]《江汉论坛》2007年第7期。

[38]《人文杂志》2010年第2期。

[39]《湖北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

[40]《国外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

[41]“莱易斯”和“莱斯”是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William Leiss的不同汉语翻译，后者译法更为常见。

[42]《新视野》1996年第3期。

[43]《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6年第3期。

[44]《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1期。

[45]《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46]《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

[47]《哲学研究》2006年第1期。

[48]《学术月刊》2006年第4期。

[49]《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

[50]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

[51]郇庆治的代表性著作是《自然环境价值的发现》（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解保军的代表性著作是《马克思自然观的生态哲学意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刘思华的代表性著作是《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陈新夏的代表性著作有《可持续发展与人的发展》（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周义澄的代表性著作有《自然理论与现时代——对马克思哲学的一个新思考》（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52]如果说研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学界无人关注此问题显然是错误的。卜祥记在《福斯特生态学语境下的马克思哲学——〈马克思的生态学〉的旧唯物主义定向》（《哲学研究》2008年第5期）一文中已经指出福斯特不重视费尔巴哈思想中的人与人、人与自然的“感性对象性原则”的考察，导致福斯特理解的马克思的生态学尚处于旧唯物主义的水准。但就整个生态马克思主义学派进行哲学高度的充分审视，可以说研究得还是远不够充分的。

[53]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2010年版，参见第二章。

[54]安徽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参见第三章。

[55]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参见第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