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三江平原汉魏古城群研究综述
一 三江平原的地理环境及其行政区划
三江平原又称三江湿地或三江低地，属于东北大平原的东北部。三江平原与东北大平原之间被南部长白山脉的张广才岭和松花江左岸的小兴安岭山脉相隔。这两大平原之间被松花江水道所贯通。所谓的三江平原，实际上就是由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冲击而形成的平原。
我们现在习惯把完达山以南到兴凯湖地区的穆棱河—兴凯湖平原划为三江平原的南部地区。三江平原的北部地区则是由黑龙江中游和下游的接合部的右岸，以及松花江下游左岸和诸支流水系冲刷而成的低地、湿地、丘陵和平原所构成。实际上属于松花江和黑龙江两江汇合后的三角洲所构成。这里土质肥沃、水源充沛、地势平坦、交通方便，易于人类的繁殖和农业的开发。三江平原的西部以佳木斯市以西地区的倭肯河与牡丹江流域为限，这里虽然多山地丘陵，但是从倭肯河发源地的七台河市附近的平原和谷地一直向这一地区延伸。东部则依乌苏里江左岸为限。乌苏里江的发源地有二：一为俄罗斯境内锡霍特山山脉南段西麓；二为中国与俄罗斯的界湖兴凯湖东岸的松阿察湖，浩瀚的兴凯湖则成为乌苏里江最重要的水源地之一。如果从中国与俄罗斯两国的界河段算起，乌苏里江长达近500公里，几乎贯通松花江右岸以南地区的三江平原东部。在我国境内乌苏里江的重要支流有穆棱河、内七星河、外七星河、松阿察河等，这些支流是构成三江平原湿地或三江平原腹地最重要的水系。尤其是挠力河与挠力河的重要支流，即内、外七星河所流经地域，均属于三江平原地区的核心区域。宝清县、友谊县、集贤县、双鸭山市、饶河、建三江农垦管理局等都在这一区域内。由此可见，三江平原的范围大致是北起黑龙江，南至兴凯湖周边，西起小兴安岭、张广才岭、老爷岭，东达乌苏里江。在这一广阔的地域内分布众多的河流、山脉、湿地、丘陵、森林和平原。在三江平原的内陆地区的主要河流有黑龙江中游右岸的嘉荫河、鸭蛋河、梧桐河、鹤立河、阿凌达河等，松花江下游的嘟噜河、蜿蜒河、敖来河和白龙泡、串通泡、大架泡等大小泡沼。乌苏里江流域的挠力河、内七星河、外七星河、安邦河、倭肯河、嘟噜河、瓦里河、松阿察河等。山脉有阿尔哈倭山、那丹哈达岭、老爷岭、完达山、小兴安岭东麓、老爷岭、张广才岭的余脉等。三江平原地区诸水系的流动方向均流向东北，并流入黑龙江的下游奔向大海。如果从空中俯瞰三江平原的地形特征，犹如一只倒躺着的鼓腹玻璃罐，底座西南、嘴向东北。内七星河、外七星河与挠力河则是三江平原的海拔较低、周围地势渐渐抬高起伏的丘陵与浅山区，之后再过渡到山地。
从行政区划上看，三江平原地区包括佳木斯市、鹤岗市、双鸭山市、七台河市、鸡西市建三江农管局等所属的20余县（市），以及哈尔滨市所属的依兰县。此外，还包括众多的农场管理局系统和林场等行政设置。三江平原地势低平，降水集中，河流缓慢地流经此地。土质特征表现出冻融后的黏重特性，致使地表长期过湿积水过多，形成了大面积沼泽水体和沼泽化的植被，构成了独特的一望无际的沼泽景观。三江平原地区的农业种植主要以水稻、大豆为主，动植物资源十分丰富。动物主要有国家一级保护鸟类丹顶鹤、东方白鹤、白头鹤等许多珍贵鸟类。三江平原的渔捞业也很发达，如有著名的大马哈鱼、三罗五花鱼（辽王朝摆头鱼宴不可缺少的美味），在此地还居住着历史上一直以渔捞为生的我国人口最少的少数民族赫哲族。植被主要分为森林、草甸和沼泽三大类型，桦树为三江平原具有代表性质的树木，木材黄白色，纹理致密顺直，坚硬而富有弹性，其高可达20多米，胸径1米。桦树皮历来被此地生活的人们所利用，不但以此制造各种工艺品，还可以造小船，现在仍被当地少数民族所利用。从外部区位条件看，三江平原位于整个东北亚地区的腹地，北部和东部与俄罗斯远东地区相接，西部与松嫩平原相连，南部与牡丹江、绥芬河流域地区为邻。无论从平原、盆地的肥沃及地形地貌观察，还是与周边毗邻地区相比较，三江平原无疑都是极有可能产生古代文明的地区之一。近数十年来，在三江平原地区的众多考古发现，已经充分地证明了这一地区是黑龙江流域古代文明的早期发祥地。三江平原只是北大荒的意识和观念，正在我们的记忆中渐渐淡去。兴凯湖畔的新开流遗址、宝清县劝农二道岭遗址、饶河小南山遗址、倭肯河畔依兰县的倭肯哈达遗址、依兰县的桥南遗址等，都说明了三江平原地区的历史与文化，以及古代文明早在7000年前就已经十分发达和繁荣。
近30年来，三江平原考古发掘工作取得重大进展，发掘了大批的历史古城、古墓葬、古遗址等历史遗迹。许多学者已经开始将三江平原地区的这些古遗址与历史文献所记载的古代民族的线索有机地结合起来并加以科学的考证。这些考证和研究无疑都是非常有益的探索。
二 三江平原汉魏古城群研究综述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黑龙江地区的考古工作者在三江平原地区发现了大量汉魏时期筑城遗址，这些古代筑城遗存表明，该地区在汉魏时期就已出现繁荣的城邦文明，是黑龙江流域古代文明步入早期国家的标志。汉魏之际，双鸭山地区滚兔岭文化的中心由安邦河流域转移至七星河流域，形成了新的凤林文化。三江平原汉魏古城群主要是凤林文化的遗存。1998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启动了“黑龙江七星河流域汉魏遗址群聚落考古计划”，这次考古计划旨在重建七星河流域的汉魏文明。该计划以友谊县凤林城址、宝清县炮台山城址、双鸭山保安2号（畜牧队）城址为重点发掘对象。
友谊县凤林古城位于七星河北岸山岗之上，呈不规则状，共有9个城区，总周长6330米，总面积达120万平方米，是七星河流域遗址群中规模最大、形制最复杂的城址，是该地区聚落群的中心聚落。其中七城区为中心城区，呈正方形，周长490米，城墙四角均有角楼，四面城墙中部各有一马面，未见有城门，推测以吊桥出入。1998—2000年，考古工作者对凤林城址七城区进行了三年的持续发掘，共揭露面积达3300平方米，清理半地穴式房址36座，其中最大房址面积达670平方米，有20个柱洞，为目前国内发现的最大的半地穴式房址。另有灰坑48个，解剖城墙1段，出土陶器、石器、骨角器、铁器、铜器、玛瑙串等文物1400余件。[117]凤林文化因凤林古城而得名。
宝清县炮台山城址位于七星河南岸炮台山上，与凤林古城隔河相望，为七星河流域同期古城中规模最大的山城址。炮台山古城有围垣3道，由人工将山体修筑成3层台阶状，顶部城址为圆角长方形，内有8个天坑，象征北斗七星及北极星。2000年6—7月对该城址东、南山脚下进行试掘，揭露面积580平方米，清理半地穴式房址1座，出土陶器、石器、骨角器、铁器、铜器等遗物约50件。
双鸭山市保安2号城址位于七星河南岸二级台地之上，平面呈不规则长方形，周长733米。城墙四角及中部有角楼、马面共计13个，城门位于东北部城墙。1999年5—6月，对该城址进行发掘，发掘面积约340平方米，共清理半地穴式房址3座，解剖城墙1段，出土陶器、石器、骨角器、铁器、铜器等遗物约100件。[118]
通过数年考古调查，最终形成大型报告《七星河：三江平原古代遗址调查与勘测报告》。[119]我们在综合发掘报告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七星河流域汉魏遗址群的文化特征作如下归纳：
其一，关于七星河流域考古编年与序列，早期为滚兔岭文化，其年代为两汉时期，晚期为凤林文化，其年代为魏晋时期。其二，七星河流域共发现汉魏遗址426处，主要分布在七星河流域中游两岸，其中上游40处、中游309处、下游77处，中游占遗址总数的72.5%。相同规模、相同性质、不同规模、不同性质的遗址有成群分布的现象，可大致分为兴隆聚落群、长胜聚落群、仁合聚落群、老古山聚落群、永富聚落群、太和聚落群、巨宝山聚落群、肖会聚落群、东悦聚落群等。其三，在426处汉魏遗址中，有城址113处、遗址313处，包括居住址、防御址、祭祀址、瞭望址、要塞址等，可见聚落群有功能的划分。其四，七星河流域汉魏聚落群有小型、中型、大型和超大型之分，表明当时的七星河流域聚落群已进入复杂社会形态，属于全流域的要塞聚落和祭祀聚落的存在，也表明全流域战争和祭祀活动的出现，进而表明已存在国家管理机器。诚如考古计划负责人许永杰所言：“如果以聚落考古的方法来检验，七星河流域汉魏居民的社会发展阶段，就应达到了国家。如果以国家作为文明确立的标志，七星河流域的汉魏居民就已经跨入了文明社会的门槛。”[120]
在对凤林文化内涵及其所反映的发展阶段的研究上，在20世纪90年代末，干志耿先生便较早地对三江平原汉魏聚落遗址群的年代、发展阶段、凤林古城与炮台山古城的内涵、铜鍑文化分布的东端、三江平原古代建置及意义和价值等多方面进行了综合论证。[121]干志耿先生又与殷德明先生于2000年合作撰写《城市布局与建筑史上的奇观——七星河畔发现“北斗七星”祭坛遗址表明华夏文化在汉魏时已传播至三江平原》一文，对炮台山古城祭坛遗址的形态和内涵进行了论证，指出炮台山城址“是三江平原汉魏时期东夷民族建立文明古国最具代表性的特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主要标志”“是目前我国发现的以天文星座为形象的城市核心建筑布局的首例”，这说明华夏文化在汉魏时期已传播到三江平原七星河畔。[122]2001年，两位先生又提出“亘古荒原第一都”的说法，并论证其科学价值：“从上千处不规范的汉魏城址和聚落址群的基础上萌生了严格的、规范的京都城址、宫殿址和祭坛址，标志着社会发展、城市萌生、文明发端、国家出现的初级阶段，然而是质的飞跃，这不能不说是三江平原和东北亚极边地区有史以来首次出现了以一个城市为中心的、包容周围村社的雏形国家，即城邦国家及其文化历史的表证。这也不能不说是汉魏时期三江平原的东北极边地区原住民族创造的地区性统一城邦国家这种国家初级阶段的模式。”[123]这一论述可谓十分深刻。他们又发表《黑龙江流域“亘古荒原第一都”——凤林古城及炮台山“七星祭坛”的价值与意义》一文，对凤林古城和炮台山“七星祭坛”遗迹的价值和意义予以了详细论证。[124]王学良先生主编的四册《黑龙江省双鸭山市文物资料汇编》收录了双鸭山地区文物工作者的考古笔记、资料、发掘报告、研究文章以及国内外专家对双鸭山古族遗存的研究成果，在“综合研究和文献资料篇”一册中被命名为“黑龙江历史第一都”，可视作对“亘古荒原第一都”概念的认可和呼应。田禾系统梳理和研究了凤林文化的特征、分布及渊源，认为凤林文化是魏晋时期分布在三江平原地区一支颇具地方特色的土著文化。其文化主体是在多方面继承了当地的滚兔岭文化，同时吸纳了部分外围的团结文化和同仁文化的少量因素，经过这三种文化的杂糅相成，导致这支文化走向成熟和繁荣，最终迎来三江平原早期国家文明的到来。[125]赵永军认为：“凤林文化是在继承本地区前期文化——滚兔岭文化的基础上，向南、北分别吸取周邻地区团结文化、蜿蜒河类型的因素，同时有发生了明显改进与嬗变，而发展成为一种内涵广阔、面貌复杂的文化遗存。”[126]张国强等将凤林文化分为早、晚两期，凤林文化早期与滚兔岭文化相似，以保安村城址为代表；凤林文化晚期以凤林古城为代表。他们认为，凤林文化主要来源于滚兔岭文化，并在形成过程中受到其南部团结文化的强烈影响，还吸收了部分高句丽文化。[127]黄星坤将凤林城址所反映的文化置于滚兔岭文化的论述中，他系统阐述了凤林城址、炮台山祭坛遗址及凤林文化的内涵，认为：“王城的诞生体现了强权政治的出现，萌发了国家文明的雏芽！”[128]殷德明先生回顾了凤林古城、炮台山古城的内涵以及对其发现、研究的历程。[129]著名天文考古学家伊世同从天文学的角度对凤林古城和炮台山祭坛遗址进行了缜密的阐述，可知两城隔河而建、北斗七星状祭坛等都反映了三江平原古族的天文学意识。[130]王乐文也认为，以友谊县凤林城址命名的凤林文化，是滚兔岭文化的直接继承者，同时又明显包含了南部团结文化的因素。[131]
在凤林文化及七星河流域汉魏古城群族属的研究上，学术界多数学者认为其应是挹娄族筑城，并为勿吉沿用。三江平原汉魏筑城的形制、文化内涵及其所反映出的社会发展阶段表明，此时的挹娄族已经进入早期国家阶段。
亦有学者在认可凤林文化属于挹娄族遗存的同时，反对将其定性为王城。尹郁山认为凤林遗址的主人先是挹娄人，后是勿吉人，但认为凤林古城并非都城，因为凤林城址出土文物并不明确具备文明要素，是在“邑落”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城镇”，七号城区也并非王宫，而应是聚会之所。[132]李秀莲也持上述观点，她认为凤林古城城墙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城门，王是社会等级出现的产物，王需要人来护卫，不会居于“瓮中”。没有城门的城很可能是氏族部落的“仓库”，此时的凤林古城仍是部落社会。[133]在对炮台山祭坛遗址的定性上，也存在不同说法。尹郁山认为炮台山不是祭天台，而是挹娄人从事“星祭”的“祭星台”。[134]陈景和从不宜用“天坑”来象征星宿、“天坑” 与实数不符、满族的星祭观念与道家大相异趣等五个方面，论证了炮台山古祭坛是满族先世挹娄人的星祭坛，而不是后世道家的“七星祭坛”[135]。在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的“黑龙江七星河流域汉魏遗址群聚落考古计划”虽然曾历时数年，参与学者众多，但其报告《七星河：三江平原古代遗址调查与勘测报告》却对七星河汉魏聚落群的族属语焉不详，采取了回避的方式，这也许反映了计划的参与者在这一问题上的慎重态度，看来其族属是挹娄人的说法并非定论。然而计划的负责人许永杰、赵永军却在《七星河流域汉魏遗址群聚落考古的理论与实践》一文中指出，七星河流域汉魏遗址群应与北沃沮人的活动有关。[136]可谓提出了新的看法。张碧波、庄鸿雁认为凤林古城的文化内涵、地理位置均与挹娄不符，否认其是挹娄文化遗存，根据文献记载，指出凤林古城应是《晋书》中的寇莫汗国，即《魏书》中的豆莫娄国，直至公元8世纪并入渤海国，其主体民族应为夫余族。[137]刘晓东认为凤林文化年代为魏晋时期，相当于勿吉—靺鞨文化的勿吉早期阶段。[138]乔梁通过分析滚兔岭、凤林等考古学文化，认为由考古学资料所反映的情况以及历史地理考据的知识来看，将滚兔岭文化视作挹娄的遗存具有一定的合理成分，但就考古学资料所反映的现象来看，凤林文化与滚兔岭文化之间的联系似乎并非前赴后继那样简单或直接的关系，两者尚难以视作同一族群集团先后阶段的物质文化遗存，也就是凤林文化并非挹娄族遗存。[139]笔者认为滚兔岭文化晚期、凤林文化晚期、炮台山文化晚期均已进入勿吉阶段，应是勿吉人的考古学遗存。[140]
佳木斯地区挹娄筑城的考古调查成果也十分丰富。自1978年佳木斯市文物管理站建立以来，截至目前，文物工作者已在佳木斯地区发现汉魏时期文化遗存509处，其中筑城址94处，主要分布于佳木斯市郊区南部、桦川县西南部和桦南县。高波主编的《东北三江流域古代城址——佳木斯地区汉魏时期城址》一书对佳木斯地区94座汉魏挹娄城址的地理分布、形制、结构、城址特征、遗物等均作出概述，学术价值极高，是学术界研究汉魏古城群和古代挹娄文化不可缺少的重要资料。在这94座挹娄筑城中，以位于佳木斯市郊区四丰乡前董家子村的前董家子古山寨城址最为重要，该城“是佳木斯地区汉魏时期的核心城址，是目前已知东北地区海拔最高、保存最好、建制齐全的古城址，是研究中国古城建制及古城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141]。佳木斯市博物馆贺春艳将其命名为前董家子古山寨文化，认为该筑城文化的族属应为挹娄。[142]
除双鸭山、佳木斯地区外，三江平原其他地区也发现了一些挹娄筑城。2011年10月，文物部门在七台河市金沙新区二队西南约0.5公里的山上发掘出挹娄城址，并发掘出陶器、石磨、铁刀、动物骨等大量文物，专家称城址及文物表明，这里是满族祖先挹娄人的肇兴之地，挹娄人此时已形成有组织的农业社会。金沙新区二队西南挹娄城址的发现，为七台河地区古遗址文化聚落分布、区域类型、文化谱系等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由此，七台河的历史或可上溯到2000年前。[143]
[1] 阎海：《营口历史与文物论稿》，吉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10页。
[2] 白鸟库吉：《满洲历史地理》第一卷，丸善株式会社1940年版，第127—128页。
[3] 阎承骏、秦玉：《第四站：牧羊城》，《大连日报》2010年9月12日。
[4] 三宅俊成：《大岭屯城址》，《满蒙》1933年第6期；《大岭屯城址的考察》，《考古学文化论集》第4辑，文物出版社1997年版。
[5] 岩间德也：《汉沓氏县考》第一卷，《满洲学报》1932年。
[6] 刘俊勇：《大连考古研究》，哈尔滨出版社2003年版，第82—83页；刘俊勇：《追寻大连的城史纪元》，《大连日报》2005年12月18日第B02版。
[7] 王禹浪：《追寻大连的城史纪元》，《大连日报》2005年11月13日第B01版。
[8] 王绵厚：《普兰店张店汉城和熊岳汉城再踏查椠记》，郭富纯主编《旅顺博物馆学苑》，吉林文史出版社2010年版。
[9] 刘美晶：《辽东半岛第一城——牧羊城》，《东北史地》2007年第3期。
[10] 孙宝田：《旅大文献征存》，大连出版社2008年版，第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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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刘庆柱：《战国秦汉瓦当研究》，《古代都城与帝陵考古学研究》，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88页。
[13] 刘俊勇：《旅顺鲁家村发现一处汉代窖藏》，《旅大日报》1978年7月6日。
[14] 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辽宁分册》，西安地图出版社2009年版。
[15] 大连市旅顺口区文化体育局：《解读旅顺历史文化》，内部出版，2006年版，第41页。
[16] 大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旅顺博物馆：《辽宁大连大潘家村西汉墓》，《考古》1995年第7期；张翠敏、姜宝宪：《大连地区汉代城址考辨》，《辽宁省博物馆馆刊》2012年。
[17] 刘俊勇：《大连尹家村、刁家村汉墓发掘简报》，《大连文物》1990年第2期。
[18] 孙激扬主编：《大连历史文化丛书（一）·港口史话》，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50页。
[19] 言午：《晋马石津具体位置小考》，《大连文物》2000年。
[20] 王禹浪、王俊铮：《辽东半岛汉墓的类型、文化特征及影响》，《大连大学学报》2016年第4期。
[21] 王禹浪：《追寻大连的城史纪元》，《大连日报》2005年11月13日第B01版。
[22] 张翠敏、姜宝宪：《大连地区汉代城址考辨》，《辽宁省博物馆馆刊》2012年。
[23] 刘金友、王飞峰：《大连营城子汉墓出土金带扣及其相关研究》，《北方文物》2015年第3期。
[24] 本节为2016年度大连市社科联（社科院）重大课题项目“大连古代文明研究——西汉苍海郡与大连城史纪元研究”（项目编号：2016dlskzd007）的阶段性成果。
[25] 本节所探讨的辽东半岛的范围包括大连、营口、鞍山（除辽河以北的台安县）和丹东四座低级市。
[26] 张翠敏、姜宝宪：《大连地区汉代城址考辨》，《辽宁省博物馆馆刊》2012年。
[27] 王禹浪、王文轶：《辽东半岛地区的高句丽山城》，哈尔滨出版社2008年版，第53页；王文轶、王秀芳：《高句丽巍霸山城初探》，《哈尔滨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
[28] 刘金友、王飞峰：《大连营城子汉墓出土金带扣及其相关研究》，《北方文物》2015年第3期。
[29] 王万涛：《浅说大连古代城邑与近代城市》，《大连日报》专栏“追溯大连的城史纪元”，2005年12月18日第B02版。
[30] 崔艳茹、孙璇：《营口地区汉代的城址与墓葬》，《辽东史地》2008年第1期。
[31] 曹汛：《叆河尖古城和汉安平瓦当》，《考古》1980年第6期。
[32] 刘美晶：《辽东半岛第一城——牧羊城》，《东北史地》2007年第3期。
[33] 朱诚如、邸富生：《辽宁通史》，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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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刘俊勇：《大连考古研究》，哈尔滨出版社2003年版。
[36] 李振远：《大连文化解读》，大连出版社2009年版。
[37] 马玉泉：《大连文化之旅》，大连出版社2009年版。
[38] 大连市文化广播影视局：《大连文物要览》，大连出版社201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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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李有升主编：《营口地方史研究》，辽宁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
[43] 鞍山市教育研究中心：《鞍山历史》，内部出版1989年版。
[44] 刘景玉主编：《鞍山地方史研究》，辽宁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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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刘俊勇：《论大连（旅顺）史在中国东北史中的地位》，《大连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48] 刘俊勇：《大连地区是汉代辽东郡的经济中心》，《大连日报》2015年11月27日第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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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刘婷婷：《大连地区出土汉代陶质建筑模型研究》，《黑龙江史志》2012年第5期。
[51] 刘婷婷：《辽南地区出土汉代文物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辽宁师范大学，2012年。
[52] 刘立丽：《旅顺博物馆藏大连地区出土汉代陶建筑明器研究》，《考古与文物》2012年第5期。
[53] 刘立丽：《旅顺博物馆藏大连地区出土汉代陶灶研究》，《东北史地》2012年第5期。
[54] 刘立丽：《大连地区出土汉代青铜器浅析》，《收藏家》2012年第8期。
[55] 阎海：《熊岳及周边地区汉代文化遗存简述》，《辽东史地》2008年第1期。是文又见于《营口历史与文物论稿》，吉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56] 阎海：《营口历史与文物论稿》，吉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33页。
[57] 《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奉天府二·古迹》。
[58] 东亚考古学会：《牧羊城——南满州老铁山麓汉以前遗迹》，东京雄山阁1981年版。
[59] 三宅俊成：《大岭屯城址》，《满蒙》1933年第6期；《大岭屯城址的考察》，载《考古学文化论集》第4辑，文物出版社1997年版。
[60] 岩间德也：《汉沓氏县考》，《满洲学报》第一卷，1932年。
[61] 刘俊勇：《辽东沓氏县、汶县县治考订》，《博物馆研究》1993年第3期；刘俊勇：《大连考古研究》，哈尔滨出版社2003年版，第82—83页；苗威：《秦汉辽东郡考述》，《朝鲜·韩国历史研究》第十六辑，延边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62] 《追寻大连的城史纪元》，《大连日报》2005年11月13日第B01版。
[63] 王绵厚：《普兰店张店汉城和熊岳汉城再踏查椠记》，载于郭富纯主编《旅顺博物馆学苑》，吉林文史出版社2010年版。
[64] 王禹浪、王俊铮：《汉代辽东郡沓氏县、东沓县、沓津合考》，《黑龙江民族丛刊》2016年第6期。
[65] 刘俊勇：《辽东沓氏县、汶县县治考订》，《博物馆研究》1993年第3期；刘俊勇：《大连考古研究》，哈尔滨出版社2003年版，第82—83页；苗威：《秦汉辽东郡考述》，《朝鲜·韩国历史研究》第十六辑，延边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66] 孙进己、冯永谦：《东北历史地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96页。
[67] 崔艳茹、冯永谦、崔德文：《营口市文物志》，辽宁民族出版社1996年版，第49—50页。
[68] 阎海：《营口历史与文物论稿》，吉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10页。
[69] 苗威：《秦汉辽东郡考述》，《朝鲜·韩国历史研究》第十六辑，延边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70] 张翠敏、姜宝宪：《大连地区汉代城址考辨》，《辽宁省博物馆馆刊》2012年。
[71] 宋协毅、王禹浪：《大连城史纪元的新思考》，《大连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72] 王天姿、王禹浪：《西汉“南闾秽君”、苍海郡与临秽县考》，《黑龙江民族丛刊》2016年第1期。
[73] 刘美晶：《辽东半岛第一城——牧羊城》，《东北史地》2007年第3期。
[74] 孙宝田：《旅大文献征存》，大连出版社2008年版，第56页。
[75] 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辽宁分册》，西安地图出版社2009年版。
[76] 刘俊勇：《旅顺鲁家村发现一处汉代窖藏》，《旅大日报》1978年7月6日。
[77] 王禹浪、王俊铮：《汉代辽东郡沓氏县、东沓县、沓津合考》，《黑龙江民族丛刊》2016年第6期。
[78] 大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旅顺博物馆：《辽宁大连大潘家村西汉墓》，《考古》1995年第7期。
[79] 《追寻大连的城史纪元》，《大连日报》2005年11月13日第B01版。
[80] 张翠敏、姜宝宪：《大连地区汉代城址考辨》，《辽宁省博物馆馆刊》2012年。
[81] 刘俊勇：《对营城子汉墓旧疑问的新认识》，《大连日报》2012年11月29日第A19版。
[82] 刘金友、王飞峰：《大连营城子汉墓出土金带扣及其相关研究》，《北方文物》2015年第3期。
[83] 王禹浪、王俊铮：《汉代辽东郡沓氏县、东沓县、沓津合考》，《黑龙江民族丛刊》2016年第6期。
[84] 三宅俊成：《大岭屯城址》，《满蒙》1933年第6期；《大岭屯城址的考察》，载《考古学文化论集》第4辑，文物出版社1997年版。
[85] 大连市文化广播影视局编：《大连文物要览》，大连出版社2009年版，第32页。
[86] 张翠敏、姜宝宪：《大连地区汉代城址考辨》，《辽宁省博物馆馆刊》2012年。
[87] 张翠敏、姜宝宪：《大连地区汉代城址考辨》，《辽宁省博物馆馆刊》2012年。
[88] 张翠敏、姜宝宪：《大连地区汉代城址考辨》，《辽宁省博物馆馆刊》2012年。
[89] 王禹浪、王文轶：《辽东半岛高句丽山城》，哈尔滨出版社2008年版，第53页；王文轶、王秀芳：《高句丽巍霸山城初探》，《哈尔滨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
[90] 刘俊勇：《大连考古研究》，哈尔滨出版社2003年版，第83—84页。
[91] 张翠敏、姜宝宪：《大连地区汉代城址考辨》，《辽宁省博物馆馆刊》2012年。
[92] 崔艳茹、冯永谦、崔德文：《营口市文物志》，辽宁民族出版社1996年版，第48—49页。
[93] 崔艳茹、孙璇：《营口地区汉代的城址与墓葬》，《辽东史地》2008年第1期。
[94] 崔艳茹、冯永谦、崔德文：《营口市文物志》，辽宁民族出版社1996年版，第49—50页。
[95] 崔艳茹、冯永谦、崔德文：《营口市文物志》，辽宁民族出版社1996年版，第49—50页。
[96] 崔艳茹、孙璇：《营口地区汉代的城址与墓葬》，《辽东史地》2008年第1期。
[97] 刘景玉主编：《鞍山地方史研究》，辽宁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第64页。
[98] 安士全主编：《鞍山市文物志》，辽宁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99] 刘景玉主编：《鞍山地方史研究》，辽宁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第68—70页。
[100] 刘景玉主编：《鞍山地方史研究》，辽宁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第68—70页。
[101] 任鸿魁：《丹东史迹》，辽宁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第181—184页。
[102] 曹汛：《叆河尖古城和汉安平瓦当》，《考古》1980年第6期；辽宁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辽宁省志·文物志》，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6—67页。
[103]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羊草庄汉墓》，文物出版社2015年版。
[104]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省文物局：《辽宁营口鲅鱼圈区天瑞水泥厂汉代砖室墓发掘简报》，《北方文物》2016年第2期。
[105] 张翠敏、姜宝宪：《大连地区汉代城址考辨》，《辽宁省博物馆馆刊》2012年。
[106] 刘瑞：《汉长安城的朝向、轴线与南郊礼制建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9—53页。
[107] 李兴盛：《内蒙古卓资县三道营古城调查》，《考古》1992年第5期。
[108] 白茚骏：《陕北榆林地区汉代城址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西北大学，2010年。
[109] 孙激扬主编：《大连历史文化丛书（一）·港口史话》，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50页。
[110] 又称大李家得胜古城。20世纪30年代，日本学者三宅俊成曾对该城进行过考察，并将其定为汉代沓氏县故址。
[111] 阎海认为文县县治应是盖州城关遗址。详见阎海《营口历史与文物论稿》，吉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8—10页。
[112] 白宝玉：《辽宁发掘普兰店姜屯汉墓群》，《中国文物报》2011年1月28日第004版；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普兰店市博物馆：《辽宁普兰店姜屯第41号汉墓发掘简报》，《边疆考古研究》第10辑；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普兰店市博物馆：《辽宁普兰店姜屯汉墓（M45）发掘简报》，《文物》2012年第7期；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姜屯汉墓》，文物出版社2013年版。
[113] 杨军：《高句丽民族与国家的形成和演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30—234页。
[114] 程妮娜：《古代中国东北民族地区建置史》，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37页。
[115] 宋协毅、王禹浪：《大连城史纪元的新思考》，《大连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116] 王天姿、王禹浪：《西汉“南闾秽君”、苍海郡与临秽县考》，《黑龙江民族丛刊》2016年第1期。
[117] 靳维柏、王学良、黄星坤：《黑龙江省友谊县凤林古城调查》，《北方文物》1999年第3期；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黑龙江友谊县凤林城址1998年发掘简报》，《考古》2000年第11期；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黑龙江友谊县凤林城址二号房址发掘报告》，《考古》2000年第11期。
[118]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黑龙江双鸭山保安村汉魏城址的试掘》，《考古》2003年第2期。
[119]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七星河：三江平原古代遗址调查与勘测报告》，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120] 许永杰：《关于探索黑龙江文明起源的几个问题》，《北方文物》2001年第1期；许永杰、赵永军：《七星河流域汉魏遗址群聚落考古的理论与实践》，载于《庆祝张忠培先生七十岁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许永杰：《黑龙江七星河流域汉魏遗址群聚落考古计划》，《考古》2000年第11期。
[121] 干志耿：《三江平原汉魏城址和聚落址的若干问题——黑龙江三江考古千里行随笔》，《北方文物》1999年第3期。
[122] 干志耿、殷德明：《城市布局与建筑史上的奇观——七星河畔发现“北斗七星”祭坛遗址表明华夏文化在汉魏时已传播至三江平原》，《中国文物报》2000年9月27日第1版。
[123] 干志耿、殷德明：《亘古荒原第一都——试谈三江平原“挹娄王城”的发现及其价值》，《中国文物报》2001年1月31日第7版。
[124] 干志耿、殷德明：《黑龙江流域“亘古荒原第一都”——凤林古城及炮台山“七星祭坛”的价值与意义》，《学习与探索》2001年第5期。
[125] 田禾：《凤林文化浅析》，《北方文物》2004年第1期。
[126] 赵永军：《黑龙江东部地区汉魏时期文化遗存研究》，《边疆考古研究》第3辑，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127] 张国强、霍东风、华阳：《凤林文化刍议》，《北方文物》2006年第2期。
[128] 黄星坤：《浅谈“滚兔岭文化”》，《牡丹江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
[129] 殷德明：《从“北斗七星”祭坛的发现到“亘古荒原第一都”的提出》，载于王学良主编《黑龙江省双鸭山市文物资料汇编·黑龙江历史第一都》，双鸭山市文物考古资料汇编编委会2008年版。
[130] 伊世同：《荒原古都祭斗坛——东北三江平原遗址的天文考古》，载于王学良主编《黑龙江省双鸭山市文物资料汇编·追寻远古》，双鸭山市文物考古资料汇编编委会2008年版。
[131] 王乐文：《挹娄、勿吉、靺鞨三族关系的考古学观察》，《民族研究》2009年第4期。
[132] 尹郁山：《友谊凤林、兴隆山、长胜三处汉魏时期遗址足迹考》，载于王学良主编《黑龙江省双鸭山市文物资料汇编·黑龙江历史第一都》，双鸭山市文物考古资料汇编编委会2008年版。
[133] 李秀莲：《黑龙江流域国家文明的演进历程初探》，《学术交流》2012年第3期。
[134] 尹郁山：《友谊凤林、兴隆山、长胜三处汉魏时期遗址足迹考》，载于王学良主编《黑龙江省双鸭山市文物资料汇编·黑龙江历史第一都》，双鸭山市文物考古资料汇编编委会2008年版。
[135] 陈景和：《浅识炮台山星祭坛与满族祭祀》，《满族研究》2009年第2期。
[136] 许永杰、赵永军：《七星河流域汉魏遗址群聚落考古的理论与实践》，《庆祝张忠培先生七十岁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137] 张碧波、庄鸿雁：《关于黑龙江流域文明的几个问题的思考——从凤林古城址族属说起》，《北方文物》2010年第1期；张碧波、庄鸿雁：《三江平原古城古国文明探考》，《黑龙江民族丛刊》2009年第1期。
[138] 刘晓东：《挹娄、靺鞨关系的考古学讨论》，《北方文物》2013年第1期。
[139] 乔梁：《关于靺鞨族源的考古学观察与思考》，《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4年第2期。
[140] 王禹浪、刘加明：《三江平原地域族体考古文化研究综述》，《黑龙江民族丛刊》2013年第2期。
[141] 高波主编：《东北三江流域古代城址——佳木斯地区汉魏时期城址》，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81—82页。
[142] 贺春艳：《对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前董家子古山寨文化内涵的初步认识》，《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14年第3期。
[143] 解洪旺、文天心：《挹娄城址发现陶器等文物——七台河历史或可上溯到2000年前》，《黑龙江日报》2011年10月26日第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