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心

梁启超的美学具有明显的主体性特征。美学的本质问题，或者说美学的主体究竟是什么？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议一直没有停息。大体上，可以客体/主体的二元关系来看美学的研究对象，学界讨论最多的艺术、美、审美三个层次分别处在二者之间，两端则可以说是自然和人。自然、艺术、美、审美、人这五个层面都可能成为美学探讨的中心。如果以这个五级结构层次为参照观察梁启超的美学体系，可以发现，它的重心明显后倾，也就是说，梁启超侧重于讨论人生以及审美层次的问题。此外，他也关注艺术作品，不过，其角度同样集中在人生以及审美层面。我们说梁启超的美学以趣味为宗旨，以情感为中心。为什么梁启超如此强调趣味、强调情感呢？归根到底，是因为梁启超的人生观立足于主观能动性。至于他所以能建构这种主体性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固然有时代的关系，有西方的影响，实则更应该归因于个性。如他所说：“我是感情最富的人，我对于我的感情都不肯压抑，听其尽量发展。”（《“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

在主体与客体，或者说心与物的关系上，梁启超自称为“惟心”者。早在1900年的《饮冰室自由书·惟心》一文中，他已表明了这种观点：“境者心造也，一切物境皆虚幻，惟心所造之境为真实。”此后这种“惟心”观不断被重复，并且从艺术观转向人生观和世界观。所谓“全世界者，全世界人类心理所造成；一社会者，一社会人之心理所造成；个人者，又个人之心理所造成也”（《余之死生观》）。因为强调“心”，他还创造了与此相关的许多概念，比如“心力”、“心能”、“心奴”。他宣称，“心力是宇宙间最伟大的东西”，“人类和其他动物之所以不同者，其他动物至多能顺应环境罢了，人类则能改良或创造环境。拿什么去改良创造，就是他们的心力”（《非“唯”》）。梁启超这里所说的“心力”，大致相当于我们理解的人的精神能动性。据此，他对世界以及世间万物的认识也颇为有趣。譬如他对文化的解释就独树一帜：“文化者，人类心能所开积出来之有价值的共业也。”（《什么是文化？》）在《新民说·论自由》中，他还提出了“辱莫大于心奴，而身奴斯为末矣”的深刻见解。“心奴”就是个体的思想与精神受到束缚而失去自由。对世界、社会的认知比诸人体（如《新民说·叙论》谓“国之有民，犹身之有四肢、五脏、筋脉、血轮也”），对世界、人生问题的讨论归于心理，这种思维方式渊源有自。无论是中国的天人合一或者是印度佛学对心理的深刻探究，在梁启超来说都不陌生。而且，对个人来说，毕竟最切近者莫过于自家的身与心。

梁启超的人生观是高度张扬主体自由、精神创造与审美情操，故可以谓之审美的人生。在他看来，现实的人生、审美的人生、理想的人生是一致的。他的人生观表现出一种积极浪漫的诗性色彩。同时，他的美学思想始终洋溢着生命的喜悦和对现实生活、宇宙世间的热爱，表达了对人生意义与生存状态的真切关注，具有生动深刻的人文关怀。总之，他留给世人的文化遗产中，最厚重的或许不在他的学问成就，而是那始终洋溢着积极乐观的精神活力，那对乐生与爱美的不懈追求。

1928年秋，梁启超开始编撰《辛稼轩先生年谱》，在病中坚持写作。编至辛弃疾六十一岁，适逢朱熹去世，辛弃疾作祭文四句：“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这十六字便是笔耕不辍的梁启超最后的文字。他录下此文时未必料到，这犹如谶言般的祭文已经总结了他的一生，留下无尽的余响，令人荡气回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