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倒退的年代

随心所欲的天主教徒与一秉虔诚的世俗人士

说到二十世纪末人类社会在精神层面上经历的重大转变，大家一定会想到意识形态危机。不可否认，这场危机致使传统意义上左派与右派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然而，柏林墙的倒塌究竟是政治理想枯竭的原因，还是其引发的诸多后果之一，这一点尚不明确。

不妨来看看科学界的发展：这是一个要求保持中立的领域，无论是对自由主义者还是对社会主义者而言，科技进步都是大家共同的理想（若说有所不同，无非在于这一进步将由谁操控，或是对谁有利。一八四八年的《共产党宣言》曾表达了无产阶级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取权力的雄心壮志，有一句大致如下：“的确，我们是要这样做的！”——这个态度就很有代表性）。进步主义者对科技进步信心满满，保守派鼓吹回归传统，回归未经污染的原始自然。至于其他主张倒退式革命的——例如捣毁机器的卢德派——则是居于边缘的少数派，相对于前两个针锋相对的派别，他们的存在无足轻重。

上述两个派别之间的裂痕出现于一九六八年。那时，热爱钢铁[2]的斯大林主义者、花之子[3]、期待通过自动化完全取代人工劳作的工运主义者，还有那些预言通过唐望[4]的毒品实现解放的人士鱼龙混杂。后来，第三世界的民粹主义成为极左派和极右派的共同旗帜，上述两个派别便彻底决裂了。如今，我们面临着一系列类似于西雅图运动的风潮，新卢德派、激进环保主义者、前工运主义者、流氓无产阶级及社会中坚力量齐聚一堂，共同抵制克隆、巨无霸、转基因和核试验。

同样，宗教世界与世俗世界之间的对立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数千年来，宗教信仰往往意味着对科技进步的质疑、对世俗世界的排斥以及对教条原理的固守；相反，世俗人士总是对自然的变迁、道德准则的嬗变、非主流宗教及某些原始思想的发现持乐观态度。

诚然，宗教信徒中总有一些另类（例如德日进神父），他们受到人间现实的感召，将历史视为通往救赎的征途；倒是世俗生活中充斥着各类末世传言、奥威尔和赫胥黎的反乌托邦言论，以及描述人类将被恐怖的科学理性所统治的科幻作品。不过说到底，向人类宣扬万民四末[5]的终归是宗教训道，为动力机车高唱凯歌的也始终是世俗文明。

然而，新近举行的世界青年节[6]却象征着约翰·保罗二世开启的这一转变历程的终结：大批青年接受了天主教信仰，可从他们最近几日在采访中作出的回答来看，他们的观点也发生了巨大转变。他们可以接受婚前性行为，愿意使用避孕工具，有些人甚至能够容忍毒品，所有人都对去舞厅跳舞表示理解。相反，倒是世俗世界的人们成天在为噪声污染和新纪元运动（集合了所谓的新革命派、米林戈主教的追随者和沉湎于按摩疗法的人）哀叹哭泣。

这，才仅仅是个开始，好戏还在后头呢。

二〇〇〇年

我们的发明真有如此之多吗？

前些日子，我在互联网上看到了一则启事。由于那是一封电子邮件，所以具体的网址我并不清楚。那是一封没有署名的商业信函，其目的是宣传一种Built-in Orderly Organized Knowledge[7]，如果我们把这几个英语单词的首字母组合起来，就得到了一个缩写：BOOK，即书籍。

“无需电线，不耗电池，没有电路、开关和按钮，结构紧凑，方便携带，甚至可以在壁炉前使用。该产品由一系列标明序号的（可再生）纸张组成，每一页都包含成千上万字节的信息。另外，该产品还附带一副精美的装订保护封套，以保证内部页面的正确顺序。”

“应使用双眼浏览该产品的每一页，其中的信息会直接载入大脑。使用者可通过‘浏览’这一命令，利用手指的运动向前或向后翻阅。一种名为‘食指’的工具将帮助使用者翻到正确的页面，阅读感兴趣的内容。另外，关闭该产品时，使用者还可选择使用‘书签’标明上一次阅读的位置。”

然后，这则商业广告对这种极具创新性的产品作了其他详尽的描述，同时宣称他们还准备将另一种名为Portable Erasable-Nib Cryptic Intercommunication Language Stylus[8]，简写为PENCILS（铅笔）的产品投放市场。仔细想来，该启事不仅仅是一则有趣的笑话，还回答了一个令许多人忧心忡忡的问题：面对电脑的飞速发展，书籍究竟会不会退出历史舞台。

事实上，有许多发明自它们诞生之日起就没有发生过任何飞跃性的改变，如杯子、勺子、锤子等。菲利普·斯塔克曾尝试改变榨汁机的形状，他设计出了一个相当别致的装置，但这个新设计会让果核落入果汁杯中，而传统的榨汁机却能保证将其与果肉分离开来。前天，我在讲课时发了火，那台相当昂贵的电子设备根本没法清晰地显示图片，效果远不及以前的高射投影仪，甚至还不如更加古老的幻灯机。

在二十世纪即将落幕之际，我们不由得要扪心自问：在这整整一百年当中，我们的新发明真有如此之多吗？实际上，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几乎所有物品都是在十九世纪发明的。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火车（其中的蒸汽机车还是在十八世纪发明的），汽车（以及作为其发展前提的石油工业），由螺旋桨推进的蒸汽轮船，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建筑，摩天大楼，潜水艇，地下铁道，直流发电机，涡轮，柴油发动机，飞机（当然，怀特兄弟最具决定意义的飞行体验发生于十九世纪结束后的第三年），打字机，留声机，电话录音机，缝纫机，电冰箱，保鲜食品，巴氏杀菌奶，打火机（和香烟），耶鲁安全锁，电梯，洗衣机，电熨斗，自来水笔，橡皮擦，吸水纸，邮票，气压传送信件，抽水马桶，电铃，电风扇，吸尘器（一九〇一年），刮胡刀片，折叠床，理发椅，办公转椅，摩擦火柴和安全火柴，雨衣，拉链，别针，碳酸饮料，（带外胎、气室、钢制轮圈和链条的）自行车，公共汽车，有轨电车，高架铁路，玻璃纸，赛璐珞，人造纤维以及出售上述商品的仓储式商场，等等。如果还不够，我们还可以罗列出其他许多物品，如电气照明、电话、电报、无线电、摄像和电影等。另外，巴贝奇研制出了一台每分钟做六十六次加法的计算器——从那时起，我们便已朝着电脑时代迈进了。

毫无疑问，本世纪的新发明也相当令人瞩目，如电子科学、青霉素以及其他各种延长人类生命的药物、塑料、核聚变、电视和航天技术等。但同时我们也惊讶地发现，如今最昂贵的自来水笔和钟表却在模仿一百年前的经典款式。另外，我在以前的专栏里也曾提到，在通讯领域最新的一场革命中，有线的互联网居然超越了马可尼发明的无线电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一点也意味着从无线电报向有线电话的一种回归（倒退）。

至于本世纪最具代表性的两种发明：塑料和核聚变，人们正尝试将其毁灭——因为它们正在吞噬我们的星球。要知道，进步并不等于要不惜一切代价地奋勇向前。我已向学校提出申请，要求使用原先的投影仪。

二〇〇〇年

全速倒退！

在以往的一篇专栏中，我曾提到人类正在经历一场有趣的科技倒退。首先，人类发明了遥控器，令电视机的负面影响得到了控制。有了遥控器，观众便可通过切换频道进入一个被称为Blob[9]阶段的自由创意期。摄像机的发明将人类从对电视机的依赖中彻底解脱出来，逐渐向摄影转变。此外，人们还可通过遥控器实现静音效果，重现无声电影的繁荣。而互联网的发明则将纯粹基于字母的交流方式强加给人类社会，使一度令人惶恐不安的图像文明土崩瓦解。在这一阶段，人们甚至能彻底抛弃图像，通过一种只能发出声音，且无需遥控器的小盒子获取信息。我曾通过这样的玩笑畅想无线电收音机的发明（那必然是受了某位神灵的启示而产生的灵感），但事实上，我却预言了iPod的诞生。

当人们开始用以太网传输付费频道的电视节目时，就完成了这一倒退过程的最后一步，从而开启了用电话线传输信号的新纪元，由无线电报时代进入有线电话时代——这个过程最终由互联网技术彻底实现。如此，我们就超越了马可尼，直追穆奇先生而去。

在《倒退的年代》一书中，我重拾上述观点，指出人类在政治生活中也在退步（在一篇最近发表的专栏中，我提到在街上巡逻的士兵以及身着制服的小学老师和孩子，这些场景仿佛把我们拉回了一九四四年的那些夜晚）。类似的情形在政治领域里的确愈发常见。

现如今，无论是谁，只要想购置一台新电脑（三年之内必然落伍），就会发现所有电脑里都预装了Windows Vista系统。大家不妨在各类博客上看一看用户对该系统的评价（为了避免惹官司上身，我就不贸然列举了），或者问问那些特意不买预装该系统的电脑的朋友（他们的想法或许不对，但坚定得很）最后掉入了怎样的陷阱。但凡想要一台体积相对合理、功能相对先进的电脑，就不得不忍受Vista系统的存在，否则就只好使用一台由热心经销商安装的、如货车般庞大的克隆机，里头的系统或许还是Windows XP或更低的版本。这样一来，你们的书桌就好比放有一台好利获得牌打字机（一九五九年推出的Elea系列）的实验室。

我想，电脑生产商们一定察觉到了，有许多用户为了不安装Vista系统，宁可不换电脑，销售额亦因此锐减。后来他们采取了何种对策？大家若想知道究竟，不妨去网上搜索Vista downgrading[10]或类似的关键词。那些网站会告诉你，如果你有一台预装了Vista系统的电脑，除了支付电脑本身的费用，你还要支付一笔附加费（除了交钱，还得完成一套复杂的操作——我想我是弄不明白的），在历经千难万险之后，便可以获得重新降回Windows XP或更低版本的系统的可能。

使用电脑的人都知道什么是升级——这是一种令电脑程序与时俱进、保持完美的途径。同理，降级是让一台已经极为先进的电脑恢复到老程序，从而获得安宁的手段，只不过这个手段并不是免费的。在互联网发明降级这一极为有趣的新词以前，普通的英意词典是这样解释downgrade（降级）一词的：名词，意为衰落、下降、缩小；动词，意为倒退、退化、缩小、消失。基于这一解释，降级操作意味着我们可以通过支付一笔费用和完成一系列操作，主动让我们先前买来的东西变得低端或原始。倘若不是确有其事，这实在是令人难以置信。吉安保罗·普罗尼也曾就此问题在Golem网的专业期刊《不可或缺》（L'indispensabile）上发表过一篇相当好笑的文章。然而，此刻的确有好几百个可怜的家伙在线上忙于为自己的电脑系统降级，并且为此赔了夫人又折兵。或许有一天，我们会支付一大笔费用，把我们的电脑变成一个笔记本、一只墨水瓶和一支装有派瑞牌笔尖的钢笔——不知这一阶段究竟会何时到来呢？

这并非一种完全自相矛盾的现象。科技进步在某些地方的确存在不可逾越的边界。举个例子，我们发明不了机械勺子——老祖宗在两千年前发明的勺子至今依然好用。协和飞机尽管只用三个小时就能完成从巴黎到纽约的航程，但人们还是抛弃了它。我并不确信人类的这一决定是否正确，但有的时候，进步也意味着往后退两步，就好像人类用风能取代石油能源。对未来提高警惕！全速倒退吧！

二〇〇八年

重生，重生，在一九四四[11]

人的一生不过是对童年记忆的缓慢回放——我赞同这一说法。出于对遥远年代的怀念，某些曾经痛苦的时刻会在回忆中变得美好（例如滑倒在阴沟里，踝关节脱臼，不得不打上石膏、缠上浸有蛋清的纱布，在家里待上半个月），因此，记忆的回放也就显得格外甜蜜。就我个人而言，小时候那些在防空洞里度过的有趣夜晚至今仍历历在目：半夜熟睡之时被警报唤醒，抓起一件外套罩在睡衣上，被大人们拽进潮湿的混凝土地下掩体；孩子们就着昏暗的灯光相互追逐嬉戏，不管头顶上的轰鸣究竟是高射炮发射还是炸弹爆炸；母亲们又冷又怕，瑟瑟发抖，孩子们却将那段日子视为神奇的历险。这就是我所说的怀念。出于这种情怀，我们能够接受所有令我们记起恐怖的四十年代的事物。年龄大了，自会如此。

那个年代的城市是什么样的？在夜里，城市是漆黑的。那时，夜幕一旦降临，少有的行人便要使用装有电池（而不是直流发电机）的引路灯。例如，自行车头灯就得依靠手部按压触发器产生的摩擦力充电。后来，宵禁政策颁布，夜里也就没有人上街了。

白天，城里到处都是军队，这情况至少持续到一九四三年（那时，城里还驻扎着皇家部队）。萨罗共和国时期，气氛更加紧张：常常见到海军圣马可团或黑色旅的巡逻队穿行于各大城市之间，游击队则以村镇为主要势力范围——无论是哪一派势力，全都武装到牙齿。在一个时常被军队管制的城市里，集会是不被允许的。成群结队的巴利拉[12]和身着制服的意大利小巾帼声势浩大地走来走去。午间时分，系着黑色围裙的小学生走出校门，随母亲前往副食品店购买少得可怜的食品。那些年，人们根本没有白面包可吃，哪怕为了吃上一点不那么令人反胃的、没掺锯木屑的面包，都得花重金从黑市购买。家里的灯光常年都是昏黄的，就更别提暖气了——只有在厨房才能感受到些许暖意。夜里，人们只能在被子里放一块热砖头取暖。关于生冻疮的经历，我至今记忆犹新。如今，我虽不敢夸口能把所有的细节一一唤醒，但我的确闻到了记忆的缕缕馨香。就从政府里的法西斯分子说起吧！确切地说，那时的政府已经不再是法西斯政府了——不过不要紧，大家都知道，历史总是以悲剧的形式首次登台，而后以闹剧的形式再度重演。与政治氛围遥相呼应的，是建筑外墙上的海报：一个令人作呕（且醉意醺醺）的美国黑人将钩子般的大手伸向洁白如玉的米罗的维纳斯。如今，我们在电视上看到成千上万的黑人正在踏入我们的领土，他们形容瘦削，脸上写着威胁。说实话，我身边的人都比当年更觉惶恐。

黑色围裙在校园里再度现身，我无可反驳，这服装总强过那些纨绔子弟身上的名牌短袖，至少能让我的嘴里泛起一股蘸过椴花茶的玛德莲蛋糕的味道，仿佛葛查诺跑来对我说：“重生，重生，在一九四四。”最近，我在报纸上看到诺瓦拉的北方联盟派市长颁布了一条政令，禁止三人以上的群体夜间在公园内聚集。我不禁打了一个普鲁斯特式的冷颤，觉得自己穿越回了实行宵禁的年代。如今，我们的军队正在位于东方的亚洲大陆（可惜不再是非洲了）激战。与此同时，我也看到身着迷彩服、全副武装的士兵在国内城市的人行道上来回巡逻——不在前线打仗，却越俎代庖地干起了警察的工作，这情形简直与当年一般无二。我感到自己再度置身于“罗马，不设防的城市”。时值今日，我读到好些文章，听到好些言论，其观点与当年《种族的捍卫》刊发的文章如出一辙，只是当下这些言论不仅攻击犹太人，还攻击吉卜赛人、摩洛哥人以及更广义上的外国人。这些年，面包的价格也越来越昂贵了。政府告诫我们要节约石油、节约用电，夜间要关闭商场橱窗的灯光。小汽车偃旗息鼓，“偷自行车的人”重操旧业。为了标新立异，恐怕不久就会开始定量供水。目前，我们的国家还没有南北分治，但不乏“有志之士”朝这个方向奋斗。

我期待能有这样一位领袖，他愿意发自内心地拥抱健壮的农妇，并纯洁地亲吻她的面颊，然而，不同的人，大概都有不同的品味吧。

二〇〇八年

打倒“意达利”！

在一年前的一篇专栏中，我曾提到互联网上出现了越来越多反民族复兴运动和亲波旁王朝的网站。最近有报纸称，约三分之一的意大利公民赞成死刑制度。此外还有一个令人感激涕零的复古现象，就是急急忙忙地重新开办收容所——不是根据各类具体情况设计的现代救助机构，而是那种老式的救济站：进门就是厕所，还有一位大妈高声张罗：“大家都赶紧回房间，别在这儿拖拖拉拉！”当然，如果还能加上灯火管控或宵禁政策，那一切就更加耐人寻味了。对了，最近的电视女郎竞选难道不会让人想起从前那些令人难忘的夜场综艺演出吗？当年那些舞蹈演员难道不是怀揣着同样的梦想？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我曾有意与罗贝托·雷蒂[13]一起创建一个反爱国主义社会。那是我们针对自己在万恶的法西斯统治时期所接受的教育做出的调侃之举。当年，政府竭尽所能，对祖国这一概念添油加醋，简直令人作呕。此外，新法西斯主义社团蠢蠢欲动；电视机里只有一个频道，播放黑白节目；为此，我们不得不想些办法，用来打发晚间的时光。我们打算以《拉德斯基进行曲》作为反爱国主义社会的主旋律；毫无疑问，人们将重新看待这位典型的反民族复兴运动者的道德水准；随后将举行全民公决，将伦巴第和威尼托两个大区归还奥地利，将那不勒斯归还波旁王朝，将罗马归还教皇，将皮埃蒙特让给法国，将西西里让给马耳他；接着，意大利众多广场上的加里波第雕像将统统被打倒，所有以加富尔或其他民族统一主义者的名字命名的街道也都得改名；此外，学校教材中提到的卡罗·皮萨卡内[14]和恩里克·托蒂[15]的道德品质也将遭到质疑；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然而，一个令人震惊的发现却让我们脑海中的反爱国主义社会理想彻底破灭，原因如下：倘若这个社会果真主张反爱国主义，且以毁灭意大利为目标，必得推举一位真正彻底摧毁过意大利的法西斯领袖上台，如此一来，我们便成了所谓的新法西斯主义者——这是我们断然无法接受的，构建反爱国主义社会的计划也就此作罢。

如今回想起来，当年的想法不过是个玩笑。然而，几乎所有旧日的想象却在今天一一变成现实，尽管我们从来不曾打算将博西宣称实行的那套计划冠以民族主义的大旗，也从没想出过那样绝妙的点子——为枪杀庇亚门下狙击手的人高唱赞歌。

那时，政府里的天主教民主党成员为了保护国家的世俗性，竭力限制罗马教廷对国家政权的影响，但陶里亚蒂对臭名昭著的《宪法》第七条（承认《拉特兰条约》的合法性）的支持使新教权主义达到了顶峰。普通人阵线[16]运动早在多年前就已销声匿迹。这场运动曾反对统一的意大利，质疑江洋大盗般的、腐败的罗马政府，痛斥毫无作为、只知吸食纳税人血汗的国家官僚体系。我们想也不敢想的是，上述现象居然会在某一天成了当今意大利共和国诸位部长的真实表现。

那时，也不曾有过这样的灵光闪过我们的脑海：只要颁布一条法律，规定众议员不再由民众选举，而是在国家元首大选之前被任命产生，就可以架空议会的实际权力，且完全剥夺其尊严。当时，我们认为若要让国家的政治体制回归“战斗的法西斯及劳资合作团代表会议”[17]阶段，那无异于天方夜谭。

我们原本只是想逐步解散意大利：按照当初的设想，至少需要一个世纪的时间。不曾想，这预言提前变成了现实——不只是意大利，连意大利航空公司也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在整个过程中，绝妙的一点就在于，这个国家的毁灭并不是因为我们几个寥寥可数的、怀有理想主义情结的国之栋梁发起了政变，它是伴随着大多数意大利公民的默认而走向末路的。

二〇〇八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