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案例分析法

在西方经济学中，由于主要是运用实证分析方法，所构建的各种理论概念和模型很多，用到的图表和数学论证都较复杂，形成的理论也较抽象；这样，案例分析方法，以其实际性、生动性和简明性的特点，成了西方经济理论研究中的重要方法。运用这种方法，它们可以涉及也可以不涉及对经济现象的可逆与不可逆的问题，以及均衡与不均衡问题，因此，可以比较自由地去研究各别案例的内容，从而自由地表达各自的经济理论观点或看法，或自由地提出各种经济操作的方式或方法。西方运用案例方法，通常进行三种研究。一种是，从案例的内容中总结出有较多或特殊适用性的原则或定理，构建出一种经济理论。有时候某种理论，不运用案例还不足以阐明问题和成为理论。另一种是，西方经济学中一些已经确立的原则、定理或规律，运用一个甚至多个案例来说明，亦即用案例来证实。再一种是，运用案例来说明一种经济事件的经验或教训，以指导人们的经济行为。因为案例分析法有这些用途，所以在西方经济学中出现很多内容特别的案例。案例的数量，目前已有很多，国内国外不断有人在编撰新案例，往前发展能累积到多少数量，没人能说清。

在西方经济学中，案例的内容五花八门，主要是各种经济问题和经济事件，还有各样历史故事，更有比喻或寓言。凡是能拿来在经济问题上说出点什么，并且能引起人们阅读兴趣的，都吸引他们不仅去搜寻奇闻趣事，甚至挖空心思编造。有些案例内容，不是取自人类社会中历史的和现实的经济活动，而是取自野生动物世界，或者有野生动物参与人类的经济活动。非常经典赫赫有名的案例如：“看不见的手”，“霍布斯丛林”，“囚徒困境”，“大炮与黄油”，“蜜蜂寓言”，“一个苹果园与养蜂园毗邻”，“灯塔效应”，“走失的牛损坏邻近土地谷物的生长”等。著名的一般案例如，“金钱与女友”，“在土地上施肥多少好”，“漂亮的女人收益高”，“手机的款式变化快”，“大商场平时不延长营业时间”，“‘9·11’事件”对世界经济的影响等。中国引入西方经济学后，说明西方经济理论的中国版本案例也多有出现，如：昭君出塞，中国面临世界上最大的就业问题，中国老百姓爱储蓄等。光是中国的三国故事，在国内外成为经济学案例的故事，也多了去。

一个案例，总要蕴含一个道理，以此说明一种社会经济现象，并由此提出一套解决办法。在西方经济学中，经典案例被一代又一代的经济理论研究者使用，而且还能在各种经济理论研究中被反复使用。如前面已经评述过的看不见的手、霍布斯丛林和囚徒困境等，就是被广泛运用而常用不断的案例。多数案例，则是一事对一事，或者一事对某些类似条件下的类似事件，这些案例具有标准、样板和规范作用的性质。这是否是一种必须的和正常的经济理论研究方法，是何原因造成，经济学中应该怎样正确对待案例的作用，下面给出说法。先按上面所指案例方法的三种用途，取三种具有代表性的五个案例进行评述。

1．有关隐含原则性、定理性和理论性的案例

（1）评蜜蜂寓言案例。蜜蜂寓言案例，在西方经济学理论史上立下的功劳，超乎人们想象。因为这个寓言，催生了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这个理论，被西方经济学家们赞誉到与爱因斯坦相对论一样伟大，在20世纪达到登峰造极的地位。

蜜蜂寓言，是一则古老的寓言。说是，有一只喜爱奢华生活的蜂王，统治着一群挥霍无度的蜂群，上上下下越是尽情享受，越是兴旺发达。这只蜂王老死后，新蜂王实行节俭新政，上上下下过起朴素单调的日子。于是，日子越过越穷酸，蜂群出现衰败景象，结果被别的蜂群打败，四散而群灭。这则寓言启示了凯恩斯，让他悟出了社会经济活动中需求的重要性，建立起一个国民收入决定经济繁荣的一套理论。20世纪的30年代，正是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空前严重的经济大危机年代，社会经济百业凋零，一片混乱。传统经济学无法解释和解决这一问题。凯恩斯认为，社会经济运转不灵，是卡在货币表现的有效需求不足上。他的理论一经提出，轰动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按方下药是开动印钞机印钱，用以提振货币表现的有效需求，让举国上下像奢靡的蜂群一样挥霍金钱，以此制造百业昌盛。这一招果然灵验，资本主义经济又绝处逢生，此后走向繁荣。不过到了70年代，遇到资本主义经济滞胀，这套理论无法解释经济现象，支不出招，也就失去灵性。

关于凯恩斯理论有效时怎么回事，失灵时怎么回事，本书在这里不做过多讨论。这里，我们对这个寓言与经济理论的关系作个评述。蜂群兴旺和败落的活动现象，仅仅是一种现象，寓言只是揭示了两种现象不同的现象原因，并没有揭示兴旺背后和败落背后起作用的规律。当然，这个现象事实有用，让凯恩斯慧眼识见。但凯恩斯受启发建立的经济理论，也只是揭示经济现象中的现象原因，即货币活动出现了状况，并没有揭示出引起经济大萧条的根本原因，即是怎样的经济规律使社会经济发生大萧条；当向经济体投放大量货币使社会经济活跃起来，是货币活动的什么规律在起作用，只能在什么条件下起作用，作用的限度在哪里，这些问题的答案，在凯恩斯理论中找不见。这说明，蜜蜂寓言作为经济事物的启示作用，只限于对经济现象的表面解读。假如，当时有比凯恩斯更有天赋的研究者，发现了社会经济的运行规律以及货币活动规律，那么毋庸置疑，他会把大萧条的原因说得一清二楚，也会提出用货币这服药来治当时经济的病。这样，他就并不需要蜜蜂寓言来开窍，就是说，社会经济不论出现的是好现象还是坏现象，从根本上能说明现象发生原因和提出解决办法的，是经济学自己，不是外来的案例。

这个案例说明，案例只能给人以现象启发，理论作用有局限性。

（2）土地施肥案例。土地施肥案例的内容是：当向一块土地一份一份地等量增加施肥量，农作物的产量不是按施肥份数作为倍数增加，而是增产的效果越来越差，过量的施肥甚至导致土质恶化，产量反减。这是农学家从生产实践和科学实验中总结出来的经验性规律，叫边际产量递减规律。这个规律，在现实生产的绝大多数领域中都适用。从逻辑上说也是，若边际产量递增，那么有一亩土地，就可养活一代又一代增加的人口，直至无穷多个人口。这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荒谬结论。不过这条规律，受限制的现实前提条件是：在两种或两种以上生产要素结合在一起生产一种产品时，如果其中一种要素可变而其他条件不变，则连续等量增加可变要素后，开始阶段产量会递增，达到一定数量后，边际产量则呈现递减趋势。有说法称，在社会经济活动中也存在相同情形，可将这个案例中的规律作为一条经济规律运用，于是经济学中有了这样一条经济规律。称这条规律提示人们，高投入未必有高产出，合理投入并获得最好利益，才是最佳选择。

以上的说法，看起来很在理。不知是否有人质疑过。我们不质疑这是一条生产领域的经验，但质疑它是一条经济规律。首先要分清，生产问题属于技术性问题，且纯粹是一家企业单方面的事情，只有一个单方面的生产目标。当在利益问题上涉及他方利益，也就是进入社会经济关系领域，就不是单方面的生产问题，而是两方面及至多方面的经济利益纠葛问题，这里才是经济学要研究的纯粹的经济内容，这里完全是另一回事，不能与生产混为一谈。如何将投入产出处理得好，其实包括两件性质不同的事情。一是技术性事情；二是经济性事情。技术性事情单指商品的物质目标，可以由产量、质量和有用性等诸物质要素构成一个商品的整体目标，也可以根据需要选择一个要素作为生产目标，但质量和有用性最好还是要体现在产量上。总之，只能是一个目标作为递减规律的表现者，一个可变要素可以是改进设备的货币投入，其他要素都不变；也可以是生产设备的简单增加，但人员等其他要素不变，如此，等等。在这样设定的情形里，产量递减规律存在并起作用。很明显，不管是递增还是递减，必定是前者决定后者的关系，因为产品是生产设备生产出来的，这种前后者关系，只能限制在生产领域里。当设定的情形是：投入，是用货币计量，作为变量要素对待；生产出来的产品，现在不是作为产出，即递减规律的表现者来对待，而是作为一种不变要素存在，产出的要素现在是收入，也用货币计量，即货币收入是递减规律的表现者。不知是否有人看出此中存在的问题。我们看出来的问题是：货币支出即投入，与货币收入即产出之间，根本不存在前者决定后者的关系，亦即没有确定的关系。货币投入后，中间隔着生产诸要素和产品诸要素，与收入建立不起直接的关系。决定收入多少的根本因素和直接因素，是价格。价格不是在生产领域过程中活动的要素，而是在流通领域中活动的要素。决定价格的因素很多，产品本身只是一个因素，还有市场中的诸多因素，如价格战，产品需求者的需求状况，替代产品的竞争，推销的方式方法等，都能影响价格的起落。价格影响的结果可使收入变动情况出现多种可能：一开始就递增，此后很长时间一直递增，直至替代产品出现突然失去市场而终止收入，没有出现递减的过程；随着市场价格的变化，收入一阵好一阵坏，既无递增过程也无递减过程；产品一进入市场销售就遭遇滑铁卢，血本无归；像土地施肥的那种递减过程只是可能出现的一种现象，如此，等等。由此说明，就单纯的货币数量而言，生产过程中在单纯生产规律作用下出现的货币数量现象，与社会经济活动过程中复杂经济规律作用下出现的货币数量现象，不可同日而语。可见，产量递减规律，不能用作一条经济规律来分析货币活动中的经济现象问题。

在社会经济活动中，货币的数量不单纯只是数量意义，还有复杂的社会经济意义，这是经济学要研究的重大内容。土地施肥这个案例，只是站在厂商一方研究，其片面性显而易见。在收入的货币量与支出的货币量比较结果中，存在着由货币表现的利润现象；这个现象中，还包含着厂商与消费者之间存在的资本与劳动关系的内容。这里复杂的经济关系和神秘的经济规律，岂是土地施肥这样一个简单的案例能解释得了和解释得全的。由此可见，经济学中不涉及人与人经济关系的纯技术性的内容，不能与涉及人与人经济关系的经济内容扯到一起，那是两件不同的事物。这里从另一方说明，产量递减规律，不能用作一条经济规律来分析涉及人与人经济关系的经济现象问题。

这个案例说明，涉及人与人经济关系的经济规律，是这种关系中自身固有的规律，无法由任何其他没有人与人经济关系的技术性规律来替代。

（3）对以上两个案例总评。通过以上对两个案例的分析，人们应当明白，任何案例可以给人们的思考提供启发，但这种启发的局限性很大。因为，任何案例事件只是现象事件，不能是一个理论系统，也不能是一条社会经济活动中固有的规律本身。这种现象事件所表现的经验上的某种有用性，也只是在限制条件下表现的有用性。将其他事物与案例进行类比，必须分清是同类事物还是异类事物。在异类事物之间，理论和规律不能通用。就理论研究的根本原则而言，经济理论，必须是在研究社会经济活动本身的基础上去建立；经济规律，必须从认识社会经济运行的本质中去总结和发现。即使所取的是经济现象的案例，现象性的经验理论和经验的可用性，无疑存在着片面性、肤浅性和现象条件的限制性。经济学理论研究当然需要案例，事实上，需要很多案例，但案例的地位，应该与在西方经济学中的地位相反，不是借以去建构理论和发现规律，而是用以去说明所建立的理论和所发现的规律。这样的案例分析方法，才是恰当的方法。

2．有关证实原则、定理、规律或理论的案例

（1）评金钱与女友感情的案例。据说，金钱与女友感情的案例，经常被大学教授在讲台上讲述，目的是：一是引起学生学习经济学的兴趣；二是说明一条经济学原则。

案例内容是，当一个教授在论述金钱的作用时，有个男生站起来反驳道，金钱万能不了，人的感情就无法用金钱衡量。教授说，给一千块钱，请他与女友分手，男生嗤之以鼻；说给十万块，男生摇摇头；说给一千万，男生愣住无言以对；说给一个亿、十个亿，男生一屁股坐下认输了。学生们听了这个故事性极强的案例，自然笑声四起，感觉西方经济学是个如此有趣的学问。这个故事的笑点不是重点，重点是通过所谓一切都可以用金钱来衡量的金钱万能现象，说明西方经济学中的一条理论原则，亦即那个理论重点：人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什么问你爱我有多深，什么爱情价更高，人在金山银山面前，理性的选择就是抛弃爱情，直冲山顶坐定。证明这种理性人观点的，还有更极端的案例，这里顺便提一下。例如，从经济学的观点去看盗贼，他也是理性人，因为，他是在按最小的付出来获取最大的利益原则在行动；在反法西斯战斗中牺牲的英雄，也是个获取自身最大利益的自利人，因为他献出生命只是为了自身的名誉和荣誉。这三个例子要说明的是这样一条原则：不能因为理性人的假设是获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就排除爱情背叛者、盗贼以至英雄这类人，这样理性人的假设就没法成立，经济学的分析就没法进行。这里，如果作为利益表现的金钱不能把对女友的感情打下去，那么在西方经济学中，不但理性人的假设不能成立，连理性人要获得的最重要的利益对象物也没了。对这个在大学讲台上风光八面的案例，这里有必要进行理论深究并作个深入评析。

第一点，金钱与女友感情的案例，首先是其本身的设定没有着落。一是谁给钱没有着落；二是给钱的目的着落不了，因此不能成立。这个案例的情形是，男生需要在巨额金钱与女友感情之间作个选择。那么，现在就发生两个关系：一个是，男生与巨额金钱的关系；一个是，男生与女友感情的关系。在后一个关系中，是各自对于对方的自身感情变化问题，没有经济学的内容。在前一个关系中，有个金钱在哪里的问题，即是谁给金钱。如果金钱是从天上落下，那么男生就有个与老天的关系，这样就没有经济学内容了，因为这时候的金钱，没有要求男生去衡量感情。如果金钱是某个人给的，那么男生就与给钱人发生了经济关系，就有了经济学内容。光是教授在讲台上空口说白话，那不会有任何理论研究意义。在那个给钱人身上发生的问题是，为何要给男生钱？若说，白给这个男生巨款，只是为了让这个男生变心，即不再给女生倾注感情，没有目的别无他图，那么给钱人的行为不符合理性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假设。若说，只是为了在一个人身上以证实金钱的力量来证实理性人的假设，那么等于是在说，理性人的假设不具普遍意义，只在一个人身上有意义，于是理性人假设就不能成为西方经济理论分析问题的普遍前提。若把男生和女生的位置调换，女生身上所发生的情形与男生一样。颠来倒去不管怎么说，这个案例无法说明金钱的力量使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假设能够成立。其实，这是一个无厘头的案例。

第二点，爱情中的感情，本身不是经济问题，因此感情的变化并不表现经济现象，这是个道德问题，表现的是道德现象。即使教授倾囊而出金钱让这一个男生变心，让这一个姑娘伤心，试图为理性人假设只做一次性证实，那么这一笔巨款，引发的是一个道德问题，不是经济问题。若是经济问题，姑娘可向男生提出巨额索赔，男生竹篮打水一场空，而教授输个精光什么也没证实。这个案件作道德处理时，不同国家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处理方法。中国古代包公铡美案，是用刑罚处死，金钱和感情都化为乌有。按当今西方的人权观，男生没良心还得受保护，因此感情是不能用金钱去衡量的东西，什么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假设，也就无从谈起。若按经济规律办，那就是罚款；可是一罚款，金钱利益打了折，利益最大化达不到了。顺便再说盗贼和英雄案例，也不是经济事件，而是道德事件和政治事件。在西方经济学中，本来排斥道德内容，因为道德一介入，自由竞争就没法展开。这样，在解释理性人时，本应排除道德诉求。可是一排除，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就无法说明，于是理性人又失去了理的内容。可见，把理性人假设与追求利益最大化假设合在一起，从理论上一去追究，就破绽百出。在此分析同样说明，这是一个无厘头案例。

以上两点说明，用案例来证明或证实理性人，是做不到的事。道理极简单，一是理性人本就不存在，现实的案例证据不可能被找到，任何编撰的案例都会出漏洞，即都不能逻辑成理以支持理性人假设的合理性；二是理性人是个具有普遍性的概念，任何案例只能提供一种有局限性的现象概念，两者无法匹配。以此类推，一个只有特殊性概念的案例，去证实具有普遍性概念的原则、原理、规律和理论，都不可能成功。至于借用案例来说明一个普遍性的概念在一种特殊情形中的含义，显然可行，但那是另一回事。这事说明，案例在经济理论研究中的作用有局限性，且有自己恰当的地位。

（2）评智猪博弈案例。智猪博弈案例，是博弈论中著名的纳什均衡案例。这个案例，我们要特别给予详细分析。这是西方竞争理论中的典型竞争行为，涉及理性人的假设、各方利益都最大化的均衡、现实竞争参与者的行动选择等问题。

案例假设有一大一小两头足够聪明的猪，处于设定中的情形是：①在一段确定距离的一端有个食槽，另一端是块供食踏板。两头智猪站在踏板一端。②任意一头猪踏了踏板后，走过这段确定长的距离，大猪和小猪各要付出2份食物的能量。踏板被踏后总共能出10份食物。③若大猪先去到槽边等候，让小猪踏了踏板后再来吃食，大猪吃到食物9份而小猪吃到食物1份。若大猪小猪同时踏板同时到达槽边，大猪可吃到7份而小猪可吃到3份。若小猪先到槽边等候，大猪踏了踏板后再去吃食，大猪只吃到6份而小猪能吃到4份。

按如上设定分析两猪博弈，情形是：若小猪先到食槽等，大猪踏板后再去吃，吃食的比例是大猪6份小猪4份，这时大猪实得利益4份，小猪是2份；若两猪同时踏板同时到食槽，大猪吃食7份小猪是3份，大猪实得利益5份而小猪有1份；若大猪先到食槽等，小猪踏板后去食槽吃，大猪吃食9份小猪只得1份，大猪实得利益7份，小猪则是-1份。这是两只聪明的有理性的猪，都能看清楚博弈局中的玄机。大猪看清楚的是：让小猪去踏板，自己先到食槽是上策，同到是中策，自己先去踏板是下策。小猪看清楚的是：让大猪先去踏板，自己先到食槽是上策，同到是中策，自己先去踏板是下策。这两只聪明绝顶的猪，不但看清了自己的博弈策略可选项，还看清了对方的博弈策略可选项，从而对整盘博弈的形势做出了绝顶聪明的判断，最终决定下自己唯一要执行的最优策略。小猪的最优策略是：赖在食槽边等待，就让大猪去踩踏板，因为中策利益少，下策利益得不偿失；它看到大猪不管怎么着都能不赔而得益。大猪不得不做出的最优选择是：自己去踩踏板，让小猪先去食槽边等待。因为虽然上策是等小猪去踩踏板，但面对赖在食槽边的小猪，自己等待则谁也吃不着食物，要让小猪服从自己的意志办不到，于是比较中的下策成了可行的最优策略。这就是这个案例所设定的博弈结局，说出现的结果是博弈的均衡。这种结局，还得到数学证明，是一个唯一的解，这里的科学性，是由数学理论来支持。

对智猪博弈案例，有各种理论赞誉，还有各种实际应用。在理论上，说是证明了博弈中搭便车是一种理性选择，由此还引出博弈中游戏规则设计等理论问题的研究；在实践上，自然是指导人们如何分析博弈环境做出正确决策，如可在企业战略制定、金融证券市场活动等方面用作分析工具。这里，我们的评述内容如下。

同其他任何案例一样，一个案例只是一种特例，因为所出现的案例结果，是受严格的和确定的前提条件限定。当案例是涉及一类经济现象，那么这类经济现象还可以从不同角度去观察，从而用不同案例去说明。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搭便车现象本就很普遍，如著名的灯塔效应案例，说的也是人们搭便车的行为。这里，我们要提出一个问题：对于搭便车这种经济现象，就经济理论的重要性来说，是研究其有这种现象的存在和如何利用这种现象来获取利益，还是研究产生这种现象的社会经济关系原因和其中存在的经济规律？不言而喻，是后者重要。但人们知道，西方经济学只研究前者，原因很简单，就是为经济竞争的参与者寻找获取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方法。看起来理论不偏不倚，谁都可以利用，事实上，能否和怎样利用这种理论，是受到竞争参与者自身地位和条件的限制，不是谁用它就灵。例如，有巨大实力的大公司，可以让小公司一时占尽便宜，最后却有能力把所有放出去的便宜不止全部收回，还让竞争对手在市场上消失，不再有搭便车的人。如此，等等。这类为竞争者提供的理论，在西方经济学中非常多，极受所有竞争者的青睐。结果是，社会的经济竞争因此更加激烈。对因竞争加剧所引发的社会经济问题，这类理论本身基本没有说明，也不可能从这类理论中产生出真正的解决办法。

这个智猪博弈案例，还存在与西方经济理论自相矛盾的问题。本来的基本理论，是每个理性的自利人只为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行事，且可以不择手段，因为不能有道德因素掺进纯粹的理性人概念。在这个案例中，大猪选择自己的下策，让小猪实现其上策，那么要问，大猪是出于什么原因谦让？现在的解释是，大猪只有这个选择，才是能吃到食的最好选择，所以让步。这样一让步，就不是经济问题，而是道德问题了。仅就经济问题而言，大猪的上策和中策，没有谁不允许它去选择。它可以做出谁都吃不成的决策，让双方的上策都成为泡影。它也可以拿谁都吃不成的决策相威胁，迫使小猪接受中策而搭不上便车，让小猪能吃到东西而自己能吃得更好，这才是竞争场中用智慧或力量算计的真正博弈，不至于是现在的最糟糕结局，是自己吃得最差而小猪吃得最好。由此也可说明，纳什均衡计算出的所谓唯一解，其实是给大猪的一个道德解，不是经济解。一说到道德，智猪博弈的结果，就违反了理性人的假设。其实，也违反所谓有限理性的假设，因为，有限理性只是限于经济内容，如为做决策所获得的经济信息不完全相等，使竞争中的当事者追逐不到利益最大化。有限理性中一渗入道德因素，同样也不能成立。即使把大猪的下策选择看作是一种有限理性表现的证据，能使有限理性的假设成立吗？可惜也不能。因为，这个口子一开，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就必须后退，退多远根本没法限制。现实的博弈结果基本是一赢一输。赢是利益最大化，输是利益最小化，均衡理论在此垮塌，理性人的假设彻底无用。到此有人问，怎么去研究这个案例中揭示的搭便车现象？我们说法同前一样，经济现象首先要用经济方法去研究，不是首先用数学方法去研究。搭便车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现象，要在认识这种经济关系本质的基础上去展开研究，那将会进入一个新的经济理论研究天地。

在智猪博弈案例中，还存在一个重大的理论漏洞。猪食，与大猪和小猪没有任何“经济关系”，人给的猪食，对于猪来说，就是上帝所赐予。因此，这是一个没有经济内容的案例。在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中，代表利益的食物，一定是有主的东西，这个物的主人不是在天上旁观，而是在地上参与博弈。如果食物的“主人”就是这两头猪，那就不是这种博弈方法，而是要在经济规律的作用下讨价还价谈利益分配，这已是另一个复杂的经济理论问题。猪食作为利益的博弈对象没有主，就是这个案例的一大漏洞。西方经济学家之所以会设计出这样的案例，是由于西方经济学中对于人的认识和物的认识，决定了设计者的设计思想，即：人的利益观念是从人的生理欲望中产生，物的利益表现只通过物质的有用性表现。到这里，我们不得不把难听的话说出来：案例中的猪想吃食，就等同于人的利益观念；猪食是猪可吃的东西，就等同于人的利益表现物。社会中的人，通过这个理论漏洞，漏入到了野生动物世界。

（3）对以上两个案例总的评述。通过以上评析，人们应当看到，运用达尔文思想，不管是运用人类社会经济生活的案例，还是借助野生动物设计案例，试图证实或说明西方经济学中的理论原理和原则等，都是无法做到的事情，因为那套理论原理和原则等，本身就不能成立。试图用这样的案例解释清楚人类社会中的经济现象，并从中揭示出内在固有的经济规律，更是件异想天开的事。这一切，都是西方经济学家们还没理解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本质所造成。

3．经济事件提供经验和教训的案例

这种案例可让人们引例为鉴戒，避免重蹈他人覆辙；也可以用例作参照，采取利于自己利益的经济行为。显然，这是经济竞争中有输有赢的案例，对一些人是可学的有赢经验，对另一些人就是该防的有输教训。在这种案例中，什么均衡，什么各方利益最大化，都置之一边去了，存在的是错综复杂的情况。就经济学理论本身而言，不能站在哪一方去总结经验或教训，只能就事件去研究于经济学理论有意义的问题。这里，举一个世界级例子说说。

（1）大案例广场协议简介。1985年9月22日，美国、日本、联邦德国、法国和英国的财政部部长和央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会议，达成五国政府联合干预外汇市场，目标是诱导美元对主要货币的汇率有秩序地贬值。这就是世界闻名的广场协议，是世界经济史上的大事件，是许多经济学家至今研究不断的大案例。

签订这个广场协议，起因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美国财政赤字剧增，对外贸易逆差大幅增长，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欲通过美元贬值以增加产品出口的竞争力。该协议实施的情形，是在干预外汇市场中，五国大量抛售美元，导致美元一步步贬值，其他国家货币一步步升值。其中货币升值最大的国家，是日本和德国。日元在三年中升值50%，翻了一倍。该协议实施的结果，有多种说法。有的说，国际性货币间汇率的变动导致货币市场的变化，政府干预起的作用有限，主要是资本流动的巨大交易对货币的市场价格造成影响最大，这种影响力量像洋流一样不可抗拒，因此日元大幅升值的影响主要不是广场协议的罪过。对此，有的说这是美国等发达国家在为自己的损人利己行为辩护。有的说是美国通过美元贬值提高了产品的出口竞争力，减少了贸易逆差和财政赤字，改善了国际收支不平衡状况。还有说是这个协议在某些方面并未有实质性的贯彻和落实，期间美国的出口贸易也并未增长，因为美元的不正常贬值还影响了国际经济环境。也有说是德国的实体经济并未受到打击，因为德国经济原本没有泡沫，而日本经济出现了令世人瞩目的特殊状况。由于日元大幅升值，国内经济出现巨大泡沫，泡沫破裂后，经济持续低迷长达十多年。于是出现阴谋论，说广场协议是美国为整垮日本经济而耍的大阴谋，要让日本经济形成泡沫然后破裂崩溃，阻止其在全球的经济扩张，削弱其对美国的最大债权国地位，将其资产吸进到美国。与此相反的看法认为，美元贬值和日元升值，是两种货币的比价已经出现不合理，按西方汇率理论的购买力平价测算，日元兑美元的合理汇价该是108∶1，而当时名义汇率仅为201∶1。如此说来，进行国际协调、引导日元价值复位，是世界经济运行的客观需要，而不是西方列强对日本的无理胁迫和暗算使坏。日本的经济泡沫和十多年的经济低迷，是日本国内经济结构不合理和其经济政策失误造成，怨不得别国。德国经济没受打击就是佐证。再说，日元大幅升值，给日本企业在海外大规模扩张提供了良机，其经济泡沫的破裂，促使其产业结构调整，有利于日本经济的健康发展。如此，等等，真是眼看万花筒，谁看都不一样。但所有现象中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日本经济总的状况，是今不如昔，至今仍在一定程度的困境中，真可谓当年一蹶长此不振。此中的经验也好，教训也好，许多的国家，许多的经济学家，都在研究吸取，难见穷尽有日。

上面说了，本书宗旨是要对这样的案例，做出经济学理论上的研究和评述，因此不参与讨论事件的真相该是什么，也不站在一方去讨论是什么经验或是什么教训，而去讨论这样的案例中有什么经济学意义上值得研究的东西。对三点内容作如下评说。

（2）对案例内容的评述。如上所述，这个案例的内容很复杂，对于现实经济活动中的竞争者说，谁都可以从中吸取经验和教训。这类案例，在西方世界俯拾皆是。有大量的这种案例内容得到写手的青睐，于是产生了许多相关的著作。从案例内容中去总结出经验教训给任何竞争者使用，应当说是西方经济学的一个理论特色。这特色，是从理论出发点是一个个互无内在联系的人的自利特点中产生，是纯粹每个个人都为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论设定中产生。这种理论，对于各个竞争者而言，可说十分实用；但对于经济学的理论科学来说，没有多少意义。因为这样的案例内容研究，仅仅停留在现象的陈述上，没有从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关系角度去研究经济问题，也没有从世界经济运行的角度去研究经济问题。在现在的西方理论基础上，本是无法展开这样的研究，因为，不见存在国际经济的大局，只见存在各个国家自身的绝对利益。这样的案例内容研究，自然不能达到这样的深度：将发生案例所述及各种经济现象和国家决策的本质原因揭示出来，对发生的经济不正常现象提出一整套可行的解决办法。如果理论在根本点上做不到这样，那就只能在就现象说现象的理论上做成现在这样，让总结出来的经验和教训，去加大加深各个经济体之间的对立、隔阂，去积累更多更大的经济问题，从而推动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即各自去总结新的经验和新的教训。这种案例事件，是一种具有恶性循环性的案例事件，在循环中产生的所谓新理论，其实都是“冷饭新炒”的理论。

（3）对案例中涉及汇率的评述。既然广场协议是冲着汇率去的，那么按道理说，美国是否耍了阴谋，日本是否掉入了陷阱，这不是纯粹的经济学问题。现在需要问的，是怎样去评判前前后后的汇率究竟是合理还是不合理。这个汇率的合理问题，客观需要一个衡量和判断的标准。可是，计算汇率的方法有30多种，合理不合理让人莫衷一是。上面提到的一种方法，出自购买力平价理论。这个汇率理论，一直以来最具影响力，是西方国家最重要的和唯一的传统汇率决定理论。美国在广场饭店召开会议，拿汇率说事，依据的就是这个理论。虽如此，这个理论被理论界颇多诟病。其前提假设设定得很绝对，要求国际间的贸易必须完全自由，所有的商品价格均呈同幅度变动，物价为影响汇率的唯一因素，影响购买力的因素只有货币数量。而现实情形却完全不是如此，影响汇率的重大因素有很多，如国民收入，国际资本流动，生产成本，劳动生产率，贸易条件，政治经济局势等。在目前，各国实际处理汇率问题时，将购买力平价只是作为一个对汇率形成起影响作用的因素，并不是汇率形成的一个唯一因素，这样，购买力平价就不能作为计算汇率的根本依据，从而也就不能作为评判汇率是否合理的对照标准。失去了评判的标准，所有关于汇率问题的研究结果，不仅不具科学性，还会失去实际意义。可见，在西方经济学理论中，不存在一个科学的汇率理论，而这，正是经济学需要研究解决的真正的经济理论问题。这个问题彻底解决了，广场协议案例中的是非问题，也就可以水落石出。从现象到现象的西方经济学，至今没有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说，实际是其理论的基础没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

在这个案例中，有关汇率研究的重要经济现象，人们司空见惯的现象是：汇率与两国的商品和劳务的价格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购买力平价理论触到了价格现象，但是停留在这里，错误就产生了。这个错误，不是像西方研究者们说的，而是前提假设中的条件在现实中不存在，是这种那种经济现象没有纳入理论研究，因为那种假设只是确定一种平价汇率的出现，那些现实现象只是破坏平价的可能，从而影响汇率的变动，并不说明汇率现象是怎么产生的原因。这个错误，正是表现在平价思想上。道理其实很简单，在国际贸易中，相同的货物不会发生交换关系，这是常识，因此平价不是产生汇率的原因，只有不同的货物之间才发生贸易关系，从而使不同的货币发生经济关系而产生汇率，这里才存在产生汇率的原因。汇率从这里产生，同时就产生一个如何判别汇率的公平标准，这是汇率理论中的尖端问题。怎么去理解不同货物不同价格间的关系和汇率的公平标准，显然还牵涉到对货币的理解和对商品及劳务的理解，此中的理论问题，远比平价理论碰到的问题要多得多和复杂得多，不是这里三言两语能说得清楚的。这里只把西方经济学看错了的问题挑出，将问题的研究方向提出，就可以了。

（4）对案例中涉及货币的评述。上面说到汇率牵涉货币的内容，案例中还存在国家的经济运行涉及货币的内容。这个案例中的一切问题，其实都由货币引发出来的。前面已提到过，货币是什么，干什么用的问题，面对这两个最现实最普通的问题，从过去到现在所有的西方经济学家们，都在云里雾里。所以这样，已指出首先是他们对货币产生的认识不对。他们认为货币是人为了节约交易费用而由人发明出来的，那么这个认识里已经存在一个关于货币干什么用的答案，即货币是为节约交易费用而用。显然，这样的货币，只在人的头脑里不断地同义反复，无法解释货币在现实中表现出的种种实际经济现象。这里，就无法用以解释汇率现象和说明公平问题。仅仅问货币是什么，问得太笼统。谁都看得见，货币由四个要素构成：一是货币的名称符号；二是货币的计算单位符号；三是货币的计算数值符号；四是货币三种符号的载体。其实应当问的问题是：货币的名称是什么经济含义？货币的单位是什么经济含义？货币的数值是什么经济含义？货币的载体是什么经济含义？这样四个问题，大概至今无人提出过。今天在这里提出来，也许有人认为是在钻牛角尖，钻进去将是一片黑暗，钻到底将是没有答案。我们说，不对这四个问题追根究底，那么货币永远是个陌生的事物，虽然看得见它，却是看不透的玄而又玄的东西。

在这个广场协议案例中，就存在着要求回答这四个问题的经济现象。

关于货币的名称现象。美国和日本，货币没有名称行不行？谁都知道不行，都需要自己的名称。再仔细看，美元只与美国的产品和劳务发生价格关系，日元只与日本的产品和劳务发生价格关系。美元若想与日本的产品和劳务发生关系，必须通过日元，反之亦如此。具体名称虽然不同，但都是与产品和劳务发生关系。没有这种剪不断理不乱的关系，货币的名称就失去意义。广场协议，要分清的就是不同的货币名称。显然，货币名称的含义，要到表现名称经济意义的地方去找。

关于货币的单位现象。西方的经济学家们，通常把货币看作计算单位，但至今没有看透具体是什么样的单位。对重量单位，长度单位等，人们看得很清楚。这货币单位，实在让他们抓不着拿不着。这个案例向我们呈现的情形是，美元的单位元，日元的单位元，计算对象都是各自国家的商品和劳务。可是，各种商品劳务各有自己的单位，有重量、长度、体积、件数等，劳务用的是时间单位。看起来，一种货币单位无法去计算单位各不相同的商品和劳务，于是说，是在计算财富，是财富的单位。财富，即是各种商品的集合概念。美国商品是一个集合概念，日本商品也是一个集合概念，一种货币单位的含义，只与该种货币流通的经济体内的商品劳务发生联系。财富概念是一个说虚不虚、说实不实的概念，还是让人摸不透货币单位的含义。但无论如何，货币单位的含义，是与商品劳务和财富概念存在着联系。广场协议，要分清的就是不同货币单位所对应的商品劳务和财富。货币单位的含义，同样要到表现单位的经济意义的地方去找。

关于货币数值现象。货币的数值，表面看，仅仅只是数字。可广场协议，玩的就是不同货币名称和单位后面跟着的数字。货币的根本经济意义，显然在这数字上。美元单位的数值与日元单位的数值，在两国的商品不发生交换时，各是各的数值互不相干。当两国商品发生交换，两种货币的数值立即发生换算关系，出现了汇率，即出现了两种货币在经济关系中的比较意义。当两种货币的数值关系一有变动，变动之前单位数值关系与变动之后单位数值关系的比较中，又表现出经济上新的比较意义。在广场协议签订前，美元和日元之间的数值比例关系，虽然经常处于一种动态变化状态，但这时的比例关系与广场协议无关，可视作静止关系，当时约为1美元∶250日元。在广场协议之后，美元单位数值与日元单位数值的比例关系大幅变动，这时的两者比例关系，就直接是广场协议搞出来的，3年后达到1美元∶120日元。经济学中管这叫美元贬值日元升值。这一比较，数值不是数字的值了，而是数字中有了经济学概念中的价值意义。也就是说，货币中包含了价值的意义。不过要注意，不是货币本身有了价值。现时美元的这种价值意义，不是美元通过美国产品表现，而是经由日元通过日本产品表现；对应地，日元的价值意义，是通过美国产品表现。假定原先的汇率是1美元∶200日元，日元升值后是1美元∶100日元。按进出口两种情况作如下分析。

先看两国的进口。假如，美国原来1美元可进口2个单位的日本商品，现在贬值后，只能进口一个单位的日本产品，实际是商品的单位进口价提高，美国为单位商品付出的美元数量增加。美元通过日本产品表现为价值意义降低。相反，原来200日元可进口1个单位的美国产品，现在则可进口2个单位的美国产品，日元通过美国产品表现为价值意义提高。这里的情形，违背了西方经济学的利益最大化原则。本来，美国为进口日本商品，付出的美元越少越好，进口的日本产品越多越好，这才能表现出美元货币的价值意义高。日本则是为进口美国产品，付出的日元越多越好，进口美国的产品越少越好，日元通过美国产品表现的价值意义小，这也违反西方经济学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可是现在，美国愿意多付美元少进日本产品，即愿意让美元价值意义变小，日本则不愿意少付日元多进口美国产品，即不愿意让日元价值意义变大。两国的利益最大化标准，在汇率变动前和变动后，彻底颠倒过来。

再看两国的出口。日本因为日元升值，使日本产品出口变少，收回的美元变多。如按以上假设，过去日本出口一个单位产品，能获得1美元，现在则能获得2美元，多收美元了。以货币数量多少为利益最大化的标准，日本应该高兴，可是高兴不起来。美国因为美元贬值，过去出口一单位美国产品，能收到200日元，现在只能收到100日元，收到日元减少。同样按照货币数量多少为利益最大化的标准，美国应该不高兴，可实际乐不可支。这说明，利益的最大化，有时可以用货币数量变多来表现，有时则要由货币数量变少来表现。两国的利益最大化标准，千变万化，实在是经济学中难处理的怪异现象。

以上两种情形说明，货币的数值是怎么在度量价值的，没人能在此摸着头脑。广场协议制造出的汇率变动事件，运用现有的西方货币理论和效用价值理论，根本无法分析事件中真实的经济内容，也无法说明事件中真实的经济利益关系，从而，也就无法判断事件中诸多是是非非问题。可见，货币数值的真实经济意义不在理论上彻底澄清，对货币就是一无所知。货币数值的真实经济意义，到哪里去找？不是到数值的功能中去找，如计算功能，支付功能，储值功能等。广场协议是在充分利用数值已经有了经济意义的这些功能。这些功能，不是数值本身的表现，数值本身只是数字，没有别的含义。找的地方，存在于功能的背后，即计算的是什么样的经济利益，支付后解决的是什么样的经济问题，储藏的值是什么样的经济内容等。广场协议的全部实质性经济意义，全在货币数值的背后，换句话说，全在美国为广场协议用尽心机的背后。不过，现实中美国也只是在跟着感觉走。

关于货币载体现象。人们能看清楚，货币载体是一个独立的事物。这货币载体，一定是物质性的东西。就载体的物质作用而言，只是负载货币符号。关键是，这载体必须是载负真正货币符号的载体。所谓真正的货币符号，是指货币载体上的符号，是真正作货币符号用的符号，货币载体只载负这样的符号。假黄金假的黄金符号不是货币符号，假黄金就不是真正货币符号的载体；假纸钞上的货币符号不管多么逼真，也不是真正的货币符号，这张纸及表现各种图案的色料等物质，就都不是真正货币符号的载体。例如，黄金货币符号，必须是规定含量的真金足金作为货币载体；真的纸币，从纸质到防伪图案等，必须都是货币发行机构确定的图案和物质。如此，等等。这样的载体才是货币载体，载体上的符号也才是货币符号。货币符号和货币载体永远合在一起，须臾不可分离。当是黄金货币，黄金从地底下一被挖出，就是货币。这纸币，在印钞机上一被印出，是否就是货币了？这个问题不那么简单，涉及货币载体的经济意义表现。纸币在印钞厂里，其实还不是货币。纸币被发行机构发行后可以使用，这才成为货币。货币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流通后，还有不同情形里的不同经济性质表现。货币与商品直接交换后，货币就在商品交换中得到了使用，具有了一种特殊的意义，我们把有这种意义的货币称为有效货币。这种有效，实际是表现在货币载体上，因为货币的使用，都是通过载体使用。电子货币也一样。广场协议签订后，汇率的计算，应当是在有效货币之间进行。怎么进一步去说清货币的有效性问题，还有很重要的理论问题要深入研究，这需要另外单独研究。货币的有效性问题，直接关系到汇率如何计算和汇率的公平。这个时候，货币载体的经济意义才表现出来，对货币载体的认识，也才到位。由此可见，对货币载体没有建立正确的认识，对广场协议也只能各执己见，无法在是非问题上做出科学的评判。

4．对案例方法的总评

在西方经济学中，为何案例研究有这么重要的地位，又为何案例的内容繁杂广泛？这很好解释。根本原因，是受西方经济学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基本视角所决定。这个视角前面已述，就是观察个别现象。一是在西方经济学中，各种经济现象是各自孤立和独立的现象，只能去做个别研究；二是研究方法只是在观察到的现象基础上运用，因此对观察到的一个或一种现象，研究只能是就现象而说现象。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前面说了，这里再重复一次，那就是西方经济学的主要理论，在各种假设条件下进行演绎，充满了统计数字和各种一套又一套的专业术语，显得晦涩难懂和枯燥乏味，并且，有些经济现象还无法用数学方法进行研究，于是案例方法应运而生。或拿现实发生过的著名事件说事，或编撰生动有趣的故事说理，以使理论变得浅显和有吸引力。在经济理论的讲台上，使用案例常是教授们的讲课特色。可是，事件性和故事性案例，由于内容简单，在解释真实复杂的经济现象时，往往捉襟见肘漏洞大出，经不起推敲和深究。这不是说，在经济理论中不能使用案例，或尽量少使用案例。问题是西方经济学中把案例的作用弄反了。在经济理论科学的演绎中，适当的地方运用案例做个举例说明，这样说明的内容，受所演绎理论的限制，这是案例使用的正确方法。把这倒过来，用案例去证明经济理论，或者通过案例中蕴含的一种道理去建立一种经济理论，是行不通的。现实中一条经济规律的活动，因各种条件差异可有多种经济现象表现，一个案例，只能是其中一种经济现象的表现。这样一个案例，哪能负担得起这样的任务：揭示出许多有关经济现象背后隐藏着的具有普遍性的经济规律。

我们的评述结论是：西方经济学中的案例使用方法，是将案例放在了不适当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