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语境里的政治人类学及其前瞻

行动论在20世纪60年代成为政治人类学的主要取向之后，涌现了不少重要著作。这些著作揭示了不同社会文化中各种利益集团如何操纵象征，个体和群体如何在新的社会环境进行互动和定位（Cohen, 1974a），而与法有关的问题，如社会精英如何对法的过程与角色进行操控也吸引了人类学家的注意力（参见Vincent, 1978）。由于注意到了社会精英对象征的控制与操纵，政治人类学家开始对族群性（ethnicity）问题感兴趣。不少政治人类学者认为，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族群性应当从个人策略上进行解读。著名人类学家巴特（Barth, 1969）和科恩（Cohen, 1974b）在他们有关族群性的著名论述中就是持这样的取向。他们打开了解族群性如何被结构的路径，并使人们领略政治环境变迁和经济发展是如何关系到族群性的浮现与张扬。

从个人之间的互动到群体间的互动，人类学家的眼界已经不同于以往。这种视角的出现，正如前面提到的那样，与战后国际形势的巨大变化有关系。进入70年代以后，由于“二战”后一连串事件所引起的整个世界格局的改变，并拜华伦斯坦（Wallerstein, 1974）的世界体系理论之赐，人类学家意识到，随着整个世界日益卷入全球市场，以往那种与世隔绝的部落或社区早已不复存在。今天所谓的全球化就是始于那个时代。大概与华伦斯坦同时，一批受训于哥伦比亚大学的美国人类学家开始关注拉丁美洲殖民地的经济和政治。在世界体系理论和依附理论的影响下，加之社会文化人类学自“二战”后所产生的转向，政治人类学领域内家形成了另一个与先前的取向迥然有别的范式，这就是所谓的政治经济学范式。然而，我们应当看到，政治经济学范式并非专属政治人类学，从某种程度上说，它的出现甚至标志着政治人类学作为一个专有名词的淡出，因为从那时候起，几乎所有的人类学出版物都与政治脱离不了瓜葛。政治人类学与一般社会文化人类学之间好不容易才形成的学术分野似乎再度模糊起来，于是乎出现了如库尔兹所描述的现象。但不管来自哪个领域，人类学上的政治经济学范式确实关注政治。

政治经济学范式可以追溯到启蒙主义传统。在19世纪，这一传统嵌入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种哲学思想。这一传统强调国家社会的经济与政府政策之间的关系。这些政策是制度和政府结构的产物，影响广泛，涉及各类政治系统和类别，如国族、阶级、殖民地和殖民地人民，等等。与其他有关学科持政治经济学取向的学者不同，政治人类学家没有把自己的注意力限制于考察国家社会的政府与经济之间的关系。他们坚持了行动取向的一些长处，因此，他们的分析有时包括了对政治实践代理人如“头人”、“大人物”的考察。许多政治人类学者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倾向，他们通过建立唯物主义的分析视角对不同社会的不平等现象进行分析。然而，直至20世纪80年代，政治经济取向的政治人类学家都不太注意马克思有关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的论述。相反，他们尤其注重分析不同社会的分配体系，这显然同波兰尼的影响有关（参见Kurtz, 2001:14）。当年，波兰尼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对政治经济学范式的形成作出贡献的学者，包括波兰尼本人在内（Polanyi, 1944, 1956, 1965），如萨林斯（Sahlins, 1958, 1960, 1963, 1972）、弗雷德（Fried, 1967）、沃尔夫（Wolf, 1982, 1999）、敏兹（Mintz, 1985）等人均出自该校。政治经济学取向在研究和分析方法上经常同政治演化理论有所重叠（Kurtz, 2001:13）。例如，弗雷德（Fried, 1967）就用演化模式来解释政治现象，他认为对政治现象形成机制的解释有赖于政治经济学理念。而那些进行政治经济学分析的人类学家如萨林斯则通过演化模式来论证政治经济过程（Sahlins, 1960, 1963）。近二十多年来，持政治人类学取向的学者试图通过考察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依附性的形成来剖析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掠夺性本质，同时建立起一套对资本主义体系进行批判的理论方法（Wolf, 1982; Mintz, 1985）。一些学者特别强调意识形态在政治经济实践上的重要性，并将之与反抗和霸权的理念相联系（Donham, 1999）。意识形态提供反抗霸权的思想资源（Taussing, 1980），也可以消解这种反抗（Nash, 1979）。

20世纪晚期，后现代主义与后殖民主义风潮在人类学界盛极一时，研究非洲的政治人类学家的著作遭到责难。如何对待当年的经典，著名美国人类学家沃尔夫（Wolf, 1990）曾有一篇著名的演讲。他反对否定既往的经典。他认为，人类学的知识和理论是积累的，人类学不断地挑战和否定旧的范式，但旧有的关怀和概念在一定的时候返回来或者被重炙。罗维（Robert Lowie）曾说，“传播论是把挥向进化论的斧子”。然而，沃尔夫指出，如果每一代人类学者都携带着砍向前辈的斧子，那么人类学必将如同荒芜的森林。他还说，写的文化可能要求行文的技巧和风格，但解释（explanation）所要求的东西则多得多。人类学要求的不仅仅是描述和描述性的调查，也不仅仅是诠释（interpretation），人类学家必须超越格尔兹（Clifford Geertz）的近似体验理解（experience-near understanding），在寻求解释的过程中走向概念分析，这样才能洞察我们所了解的不同现象之间的关联。今天，距离沃尔夫的演讲已经过去了十多年，他也离开了这个世界。然而，岁月的流逝却使我们感受到大师的教诲历久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