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分析结果

（一）描述性分析结果

在全部样本中，个体享有失业、养老、医疗保险的比例分别约为32%、47%、48%，个体平均享有的社会保障数约为1.3，因子得分约为16。样本以乡—城流动人口为主，约占总样本的30.7%，城—城流动人口占总样本的6.7%。图5 －1描述了每个社会保障类别与不同身份人群之间的关系：接近一半的本地人拥有失业保险，近2/3的本地人分别拥有养老和医疗保险，其社会保障因子得分为56.8；平均享受1.7类社会保障（图中没有列出）。相反，只有1/5的流动人口拥有失业保险，享受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比例均不到1/3，社会保障因子得分27.2，且平均拥有不到一类保障。此外，虽然流动人口总体社会保障水平很低，但这主要体现在乡—城流动人口身上：失业、养老、医疗保险的比例分别低于7%、14%、18%，综合指数得分低于13，拥有保险的种类仅为0.38。这表明，城乡差分大于内外之别，也说明在研究流动人口问题时，必须区分城—城流动人口与乡—城流动人口，否则就会混淆他们之间的巨大差异，不利于学界、社会和政府部门对他们在流入地的生存状况进行全面和准确的把握。

此外，流动人口与本地市民间以及不同户籍身份的流动人口间，在人口学特征、经济社会特征等方面都有很大差别，而这些差异无疑将会影响各自的社会保障水平。各省份户籍人口与流动人口在社会保障方面也存在巨大差异。图5 －2和图5－3分别描述了城—城流动人口、乡—城流动人口与本地市民相比较的社会保障水平。总体特点是，在绝大多数省份，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水平都低于本地市民；同时，两类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水平相差很大。在大约1/3省份，城—城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水平超过或相当于本地市民，而在所有省份，乡—城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水平都不足本地市民的一半。两类人群的不同模式及其在绝对水平、相对程度上的差距具有十分重要的政策意义。

从2005年各省份人均GDP与三类人群的社会保障之间的关系来看，二者大体正向相关（见图5-4）：沪、京、津、粤、苏、浙等地人均GDP远高于其他省市，故受访者的社会保障水平也最高。相反，人均GDP越低，所有人群的社会保障水平也越低。

流动人口与本地市民相比较的社会保障水平与人均GDP之间的关系见图5-5。这里最突出的特点是：①不管人均GDP的高低，流动人口的相对保障水平都低于本地市民，尤其是乡—城流动人口；②不管人均GDP的高低，各省份城—城流动人口的保障水平都远高于乡—城流动人口的保障水平。由此可见，虽然流动人口进入直辖市和沿海经济发达省份后，能较快地改善其绝对经济条件，但在社会保障方面难以逾越本地与外来之间的鸿沟。

不过，相对水平与人均GDP的关系更为复杂，城—城流动人口展现出多种模式：一是省域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保障水平却较低（如上海、北京、浙江）；二是省域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保障水平也较高（如广东、江苏、天津）；三是省域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保障水平却较高（如安徽、四川、湖北）；四是省域经济越不发达，保障水平越低。乡—城流动人口相对社会保障水平与人均GDP的关系模式也不完全一致。可见，无论是否考虑人均GDP，各省流动人口的绝对社会保障水平与相对水平之间展现出不同模式：在经济发达地区，本地人的优势更为凸显，与外来人口之间的差距更大；而在经济不发达地区，由于本地人的起点低，流动人口与本地人的差别较小，能在低水平上融入。

描述性分析结果一致表明，无论如何衡量社会保障水平，不同身份的人群之间均存在显著差异，且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也显著相关。那么，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群间、群内差异是否依旧存在？哪些因素影响到群间、群内差异的改变？下面通过一系列模型来回答这些问题。

（二）全部人群模型分析结果

本章共有三个因变量，以便系统、全面地考察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情况。不过，这个部分没有展示二元Logistic模型和Poisson模型的分析结果，一是限于篇幅和出于简约的原则；二是虽然因变量不同，但自变量与每个因变量的实质关系大体一致。

表5－3展示了全部样本多层线性回归模型的分析结果。模型1仅区分流动人口与非流动人口，模型2将流动人口细分为城—城流动人口与乡—城流动人口。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流动人口（不管是城—城流动人口还是乡—城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水平显著低于本地人口，而且本地人与乡—城流动人口的差距更大。该发现说明，城乡差分和内外之别对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水平都有重要影响；虽然城—城流动人口拥有更高的学历，但社会保障这种具有地方保护性质的福利更多地惠及本地人；外来的流动人口还是难以获得流入地的公共资源。

样本的人口学、社会经济以及地区特点都与各自的社会保障水平显著相关。比如，保障水平随年龄的增长、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职业声望的提升、收入水平的增长和合同的签订而改善。当将样本区分为三个人群时（模型2），若样本在婚、为汉族及在机关、国有或集体企业就职，则其社会保障水平也分别高于不在婚、少数民族及个体劳动者。在地区层面，人均GDP、社会保障财政支出比例越高，人们的社会保障水平越高；居住在沿海省份的人们社会保障福利显著好于其他地区的民众。这些发现与我们过往的经验知识是吻合的。但本章的分析结果也有出乎意料之处：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女性的社会保障福利超过男性，原因可能在于女性处于弱势地位，她们更需要社会保障的保护，因而参与社会保障的比例更高；从事制造、采矿等行业的人群社会保障福利高于其他行业的从业者。

（三）流动人口模型分析结果

这些影响全部流动人口的因素是否对流动人口次人群产生类似作用？与流动有关的变量是否显著影响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水平？其他自变量对不同户籍性质的流动人口的作用是一致的吗？表5 －4中的三个模型回答了这些问题。①在仅包括流动人口的模型中，城—城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状况好于乡—城流动人口。②离开户籍地时长、流动所跨越的区域及绝大多数其他变量对这两个群体社会保障的影响性质是一致的，虽然程度大小有别。与预期相符，在流入地的居留时长与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水平显著相关，但从系数判断，该变量对城—城流动人口的影响小于对乡—城流动人口的影响，且后者的保障水平随着居留时间的延长而改善。同时，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地区内流动者的社会保障得分高于跨地区和跨省流动者，从而使乡—城流动人口不同于前面的相关分析结果。③几个自变量对这两个流动人群的影响性质和程度不完全相同。总体而言，人口学特征对城—城流动人口保障因子得分的影响大于对乡—城流动人口的影响：随年龄的增长而增长，二者近乎线性关系；但乡—城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因子得分与年龄的关系呈倒U形曲线，且相关性不强：25 ～34岁人群的保障福利最好，但年长者与年轻人保障福利的差异不明显。女性、在婚的城—城流动人口的保障水平高于男性、不在婚者，但婚姻状况与乡—城流动人口的保障水平、性别与城—城流动人口的保障水平无显著关联。此外，地方社会保障财政支出比例与城—城流动人口的保障水平呈正相关，表明公共财政支出更多地惠及城镇居民，却与乡—城流动人口反向关联，虽然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