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在中国近代工业发展史上，最早出现的一批较具规模的资本主义企业中，可以说十之八九为买办所创建或是买办参加投资的。这充分表明买办手中积累的财富，在中国原始资本形成中是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这样说，是否会导致“中国资本主义的买办性十分强烈，不可能有民族性”的结论呢？我们的答复是否定的。因为，说资本家出身于买办同后来发展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对象的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之间，或者说，买办用来创办新式工矿企业的财富同现在大家所熟悉的官僚买办资本之间是两个迥然不同的范畴，不能等同看待。

后者，官僚买办资本或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其阶级实质正如毛主席所说，“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属于帝国主义”，这个阶级“和地主阶级一起，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 “他们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是极端的反革命派”。官僚买办资本，从生产方式来说，它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一种类型，它本身代表着一种剥削生产方式。在历史上，它的典型形态则是国民党四大家族官僚买办资本。四大家族官僚资本是一种垄断资本，“这个垄断资本和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个垄断资本主义，同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密切结合着成为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正因为是这样的一种买办资本，它才成为中国革命的对象。

至于前者，是说明企业投资人出身于买办阶级，或者说垫支资本来源于买办的积累。这里涉及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发点中的问题，而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和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一样，这种资本“有资本的剥削方式，但没有它的生产方式”。买办的剥削方式，十分类似牙行的剥削方式，同是一种居于买卖之间的中间人。在封建割据的社会经济条件下，牙行依仗封建统治势力，借助于处在买卖之间的垄断地位，进行超经济榨取。买办则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倚仗着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的势力，并借助于自己处在中外势力之间的垄断地位，以抽取经济费用的形式，进行超经济榨取。这是一种让渡利润，其最终结果，乃是转嫁至劳动农民、小生产者头上，剥削他们的剩余劳动甚至必要劳动。

从积累的手段来看，买办是充当着外国侵略者吮吸中国人民血汗的导管，和其他国家的资本原始积累的历史一样，也是“征服、奴役、劫掠、杀戮，总之，暴力起着重大的作用”。只不过各国行使暴力的形式不一样罢了。对于资产阶级来说，不论是哪一种阶级出身，其历史都是掠夺的暴发史。对于劳动者来说，无论是哪一个国家，资本原始积累的历史，就是本身被掠夺的历史。因此，那种把中国民族资本原始积累的特点说成只有被人掠夺而没有掠夺的论点，是十分不妥当的。

从积累的用途来看，买办积累的资金确有不少是投入了在华的外资工厂企业，扩大了外国侵略者的实力，助长了侵略者的气焰，也有不少转化为土地投资，进行封建剥削，这些，都是买办阻碍社会经济发展破坏性的一面。

此外，买办积累的财富还有一个重要的去向——作为垫支资本来经营新式工矿企业，独立地发展本国经济。这时候，他就由本来的买办身份转变为另一种身份——民族资产阶级，并必然和他原来的买办身份相矛盾。

帝国主义在把中国变成原料和劳动力供给地，变成制造品推销场所当中，连带把新的劳动手段，新的资本主义经营企业的方法输进来了，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起了一定的刺激诱导作用；可是“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绝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帝国主义列强的目的和这相反，它们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从而，中国本国资本主义经济的独立发展，就是意味着它们在中国的制造品市场的丧失，就是意味着它们取得中国廉价劳动力和原料的特殊权益的丧失，这是和它们作为帝国主义国家，需要输出商品，更需要输出资本的要求相抵触的。因此，对中国民族资本的发展，帝国主义总是千方百计地加以阻挠。这方面的事例很多，轮船招商局的遭遇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轮船招商局创立后，太古、旗昌、怡和，就与它展开了剧烈的竞争活动，曾几次连续跌落运价，企图扼杀招商局。所以说，尽管这些人出身于买办阶级，当他们一旦转化为民族资本后，同他们所依附的外国资本主义，在经济利益上，又不可避免地要发生矛盾。这是事态发展的必然趋势，不是买办分子的主观愿望所能左右的。

矛盾，这只是买办转化的民族资本与外国侵略势力之间相互关系的一个方面。对于买办来说，和外国资本有矛盾，这是有一定限度，到一定时候，就会适可而止的。

依赖，则是他们的相互关系中不可分割的另一个方面。本来，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谁要建立近代化企业，就势必要和洋人洋货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对于来自买办的民族资本说，这种依赖关系，就更加突出，更加明显。这不仅表现在他们所使用的机器设备、主要原材料及技术人员方面，不得不依赖外国资本，尤其因为他们和外国资本之间，本来就有着更多的联系，因此一旦发生困难时，买办比起其余民族资本，就会更为急速、更为彻底地沦落为外国垄断资本势力的附庸。这方面的例子是很多的，20世纪初棉纺织业早衰的情况，就是明显的证明。例如，与道胜银行有关的某中国人，于1896年创办了上海裕晋纱厂，到1901年因积欠道胜银行透支款38万两被迫拍卖给日商；又如1907年创办的上海九成纱厂，初为华人某与日本棉花会社合资创办，开业不久，即被日商吞并过去，改名日信；再如怡和洋行买办祝大椿，1910年创办上海公益纱厂，后为利用怡和洋行以推广销路，乃让一部分股份与怡和成为中英合资，民国后，竟全归英商。此外，假借外资名义、挂洋牌、挂外国旗子，或将资本投向外国工厂的事例就更为普遍。

由此可见，民族资本，纵使是来源于买办者，与外国资本之间，同样是有矛盾斗争和依赖妥协的两重关系。

毛主席指出：“民族资产阶级是带两重性的阶级。一方面，民族资产阶级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又受封建主义的束缚，所以，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矛盾。……但是又一方面，由于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软弱性，由于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并未完全断绝经济上的联系，所以，他们又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气。”

买办阶级出身的民族资本家和外国资本之间，在经济利益上的这种两重关系，正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两重性的经济根源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