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行会制度对资本主义萌芽的束缚作用

（一）手工业中行会制度的普遍存在

有关手工业资本主义萌芽的诸问题中，行会制度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行会是否存在，作用如何，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生和发展影响很大。根据已接触到的材料来看，可以说，手工业中行会制度是极为普遍的现象。

行会制度在中国有着很长的历史。唐宋已经有了很多关于“行”的记载，明朝以来，行会制度有了更大的发展。可以说，各地区、各行业差不多都有行会和类似行会的封建组织形式。

《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一书提供了江苏省特别是苏州府地区有关行会的比较详细的材料。仅根据这本书的不完全统计，清代苏州就有手工业商业行会达160个之多，所属行业囊括了好几十种，属于手工业性质的主要有丝织业、棉织品加工业——踹布业和印染业、纸业、冶炼业、打铁业、漆作业、蜡烛业、硝皮业、铜锡业、钟表业、眼镜业、玉作业、石作业、玻璃业、金箔业，以及成衣、制靴帽、刺绣、刻字、扇面、表画、糖食等业。行会普遍存在于各行业是显而易见的。

至于其他地区，虽然缺乏像苏州这样较详尽的材料，但有关行会的零星记载依然是很多的。杭州的手工业行会组织有着独立的行规，“三百六十行，各有市语”。荆州沙市“列巷九十九条，每行占一巷，舟车辐辏，繁盛甲宇内”。景德镇民窑也有行帮组织，郑廷桂《陶阳竹枝词》三十首之一云：“青窑烧出好龙缸，夸示同行新老帮。陶庆陶成齐上会，酬神包日唱单腔 [原注：大龙缸最难烧，满窑人亦都（昌）鄱（阳）两帮，每岁陶成，窑户多演包日戏酬神]。”在长沙，受行会控制的手工业，已知的有：染业、京刀业、木业、泥水业、丝缫业、靴帽业、衬补业、戥秤业、明瓦业、角盒花簪业、棕绳业、制酒业、碾米业、糖业、裱糊业、制香业等。广东佛山，有制铁业陶金会馆以及金箔、制酒的行会。四川大足县，有缫丝、瓦木、染色、成衣等业行会。汉口有木业、制铁业、银炉业，靴鞋业等行会。

以上仅是各地有关行会的零星记载，显然是极不完全的。但是这些记载已足以揭示出行会制度在各地的普遍存在。

然而有人对这一现象抱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明清时代的行会似乎只是一种外壳，已经失去了封建性质。

这个时期的手工业行会究竟是否具备封建行会的特点呢？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首先看一看行会组织的所谓封建束缚究竟具有哪些特点。对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已经有过不少的阐述，而欧洲中世纪行会制度的历史也为我们提供了旁证。

行会是手工业和商业的封建组织形式。行会的存在体现着以封建制度为基础的生产的存在。

行会在初期曾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促进了手工业的巩固和发展。但是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和市场的扩大，行会愈来愈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行会极力维护小生产方式、传统的劳动方法和劳动工具，并使之经久不变。

行会本身就是一种等级组织。店主师傅对于学徒有无上的威权，行会所规定的学徒劳动条件，完全是为了保障师傅和店主的利益。手工工人和老板的关系是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

行会制度是充满着排外性和保守性的制度。它的排外性表现在不准外来手工业者进入自己的生产行列。没有加入同行会的任何人，都不能从事这种职业。但要加入行会却又会遭到极大的困难。这种排外性的规定是防止外部竞争的手段。它的保守性表现在严格地规定各行会员的产品质量、数量、样式以及价格等。自由扩大生产是不许可的，要改良品种质量和样式亦是不许可的，要减低贩卖价格更是不许可的。一切都需要行会统一协议，自由经营是不许可的。这种保守性的规定是避免内部竞争的手段。总之，行会管理方法的特点是：无论对内对外，都严格限制发展，限制竞争。

这种生产关系上的等级制度，这种用超经济的方法干涉手工业生产的管理方法，都说明行会对手工业的封建束缚性。

现在再回过头来看看中国行会制度的具体情况。在行会产生的初期，如唐宋时代，同类行业被集中在一定的地区，例如，在宋代，苏州就有绣衣坊、果子行、鱼行、米行等坊市名称，长安有肉行、铁行、衣行、秋辔行、秤行、绢行、药行等。

明清以来，手工业行会组织又有进一步发展，不仅会馆和公所大量出现，而且行规也日趋完备。这些都是客观事实。问题在于，这一时期会馆公所的发展有没有引起质的变化，行规的整顿有没有导致其封建性的消失。有关会馆公所问题，下面将作专门讨论。关于行规问题，据我们的考察，它的整顿并未消除其封建性。事实的发展过程是这样的：从前由于市场的相对狭小，竞争的可能性相对也小，即便是简单的行规条文彼此也易于遵守。随着经济的发展，竞争相对地扩大，破坏行规的现象不断出现。但是这种破坏力又没有大到足以与封建行会势力相对抗的程度，相反，这种旧势力依然占着上风，为了彼此约束，就需要更为严格的规章制度来保证。这就是整顿行规的缘由。整顿是由行会势力执行的，整顿的目的又是进一步限制竞争，因此反映在行规条律上也就是愈来愈严整、细致、具体。这种趋势可以说一直保持到19世纪五六十年代。现在看到的同治光绪年间的许多行会规章仍然包含有相当约束力。

有关清代前期以至明代的具体行会规章，我们见到的还很少，因此我们只得同时引用一部分清代后期的行规，用来说明明清时期行会的作用。在这些规章中，有关学徒、帮伙、原料分配、扩大生产、产品规格和质量、度量衡制、产品价格和销售市场，以及手工业铺坊开设地点和数目等方面都被严格地规定着。下面就是这种种规定的一些实例：

1．关于学徒帮伙的限制

乾隆三十一年长沙京刀店条规规定：“带学徒者，三年为满，出一进一，公议出备上行钱五串文归公，如违不遵，罚戏一台敬神。”嘉庆年间长沙香店行规规定：“徒弟进师三年为满，出一进一，进师之日，应上钱一串五百文入帮。”同治三年湖南武冈铜店条规规定：“本城各琢坊，无论三伙四计，只许老板两年半带徒一名，不准多带，帮司不准私自造货及另带徒弟。”光绪年间长沙铜业重整行规规定：“铺家带徒弟，两年一进，方可再带；铺家无论兄弟子侄学艺开店与异姓一样，毋得私行。”某地染行行规规定：“同业收留徒弟，只须一人，不准多招。”苏州蜡笺纸业行规规定：“作伙每人每月捐钱五十文，以资善举，必须捐至钱十二千文，方许收徒一人；而小作坊仅止雇一二人，若就捐至足数，须俟一二十年，始可收徒。”这些行规不仅限制学徒学习年限，而且还限制每个铺户的学徒人数和吸取学徒间隔的时间。不仅凭借行规强制规定学徒人数，而且用捐钱手段来限制学徒的增加，捐款数目之大，甚至使得一些小作坊需一二十年才可能增加新徒弟。

对于学徒和帮工为什么需要这样普遍而严格的限制呢？马克思指出过：“行会力图用强制的办法防止手工业师傅变为资本家，限定每个师傅可以雇用的劳动者的人数不得超过一个极小的最高限额。”某地香业行规指出：“近来各店，每因领徒过多，以致人人废业。……今公议定，三年止领一徒，若在三年之内，遽行添领者，公同处罚。”这清楚地说明，其目的在于限制劳动人手的增加。因为手工业技术和劳动人手的多寡是手工业生产发展和扩大的决定性因素，又因为徒弟在学徒期间是没有报酬的，他无疑成为作坊主师傅榨取无偿劳动的重要对象。因此，无论中国还是欧洲中世纪的行会对于学徒帮伙都有严格的限制。这种限制对手工业生产的束缚不仅作用于眼前，而且对未来也有深远的影响，因为它在根本上防止了未来竞争对象的产生。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这方面的限制看来更为突出，我们认为，这和中国封建社会劳动力的“过剩”状况是密切相关的。在中国延续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里，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造成了农民的极端穷苦，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相分离的现象历来就很显著，失业无业人口大量流往城镇，不可避免地成为手工业者的重大威胁。因而行会规章对此也就规定得特别严格。

2．关于产品价格的限制

湖南新宁冶坊条规规定：“铁货出售，只准照依定价，不准高抬，亦不许减价发卖。”湖南安化染坊条规规定：“各染坊生意，各遵议规，不许坏规，如不加工作，私行减价诓夺各情，查出公同罚钱十串文。”另一染行行规规定：“同业价目，以正月公议规定，议定后不得私自增减。”锡业整规规定：“笔管价钱，每斤自二百余文至三百余文止”; “点铜价钱自六百余文至七百余文止”; “各样响器，定价划一”。光绪年间长沙徽墨行规规定：“同行墨价，无论随棚坐市，一律均照定价发售，如有犯规者，公议罚神戏一本，酒席两桌。”湖南安化冶坊行规规定：“铁价锉价钢价锅价，均于本会开会议时公议，照时值定价，不可图目前之利，减价跌盘自受亏累，如有故违即由会董传集同帮公同议罚银百两充公，并将该厂货物押后销售。”苏州烛业东越会馆行规规定：“同业公订时价，毋许私加私扣。”此外，如纸业、明瓦业等都有同样内容的行规。

3．关于原料分配、产品品种规格的限制

道光初年长沙明瓦业行规规定：“我行货物，因时价昂贵，如有城厢到得有货者，知音必须晓众，公分派买，毋得隐瞒独买。如有隐瞒独买者，公议罚钱二串文入公，货仍归公派买。”新宁冶坊条规规定：“买煤只准商订公分，照价卖用，不许添减上下，致碍同行。”所谓“公分派买”、“商定公分”等句，系指购进原料燃料须经行会的平均分配。锡器业行规规定：“柜上收买旧锡，准以货易货，不准以货易洋。”目的也是在限制自由扩大原料来源，达到同行各铺坊生产基本平衡。

在产品品种规格方面，如帽业行规规定：“女帽时式新样，随时更变，同行能出新样者，必彼此通知。”靴鞋帮公议“非京苏各式之靴店，不许擅开”。

4．关于扩大销售市场的限制

湖南益阳铸厂条规规定：“同行百货，不准自装往外贱售。”湖南新宁冶坊业行规规定：“铁货只准本铺销售，不准下乡零卖，如违议罚。”益阳京刀业行规规定：“同行不准提刀沿门减价私卖，如违者将货物充公。”长沙明瓦业行规规定：“行内诸色人等，不准挑担上街发卖，如有不遵规者，将担打烂，公同议罚。”

5．关于铺坊开设地点和数目的限制

乾隆年间长沙京刀条规规定：“嗣后新开店者，必须上隔七家，下隔八家，双户为一，违者禀究。”长沙铁店条规规定：“嗣后新开铺户除老铺外，凡新开者须上隔八家，下隔八家，如有恃恶强开，公同禀究。”乾隆年间长沙戥秤店条规规定：“新开店者，要隔十家以外，方许开设，违者公罚。”道光年间长沙明瓦业条规：“我等开设店铺者，每街两头栅内，只准开设一家，不准开设二家。”10其目的都在于限制自由经营。

上面罗列的例子表明，清代行会是明显地保存有行会之限制竞争、限制发展诸特点的。这种限制不仅广泛存在，而且相当严格。通过这种种规定，手工业生产发展所需要具备的一些条件，基本上都被约束着；自由经营，自由竞争，扩大再生产，几乎是很少可能的。同治三年湖南武冈铜器业行规明文指出，订立行规就是为了限制竞争，“盖闻百工居肆，各有规矩，以安其业，苟规矩不有，则和气不洽，而争竞起焉。我行铜艺，居是帮者，不下数十家，其间带徒弟雇工者，每多争竞，较长计短，致费周旋，爰集同行商议条规，约束人心，咸归无事，庶几和气洽，而业斯安也”。

有的论者虽然也承认行会制度的存在，但是在他们看来，中国封建社会内的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是和行会手工业并存共进的，似乎和中世纪的意大利一样。

马克思曾一再指出，工场手工业与行会制度的不相容的现象。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说：“工场手工业并不发生在古老的行会内部。主持现代作坊的是商人而不是从前的师傅。工场手工业和行会手工业之间几乎到处都进行着残酷的斗争。”他在谈到由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推移的二重道路时又说：“生产者成为商人与资本家，而与农业的自然经济和中世纪城市工业的受行会束缚的手工业相对立。”他在讲到劳动力成为商品时又说：“直接生产者……要成为劳动力的自由出卖者，能把他的商品带到任何可以找到市场的地方去，他就必须摆脱行会的控制，摆脱行会关于学徒和帮工的制度以及关于劳动的约束性规定。”在另一个场合他还说过：“整个说来，凡是资本家和劳动者产生的地方，行会组织，师傅和帮工，便消灭了。”

诚然，马克思在个别场合也曾例外地说到过，少数地区的工场手工业会与行会相并发展的现象。他是这样指出的：“手工工场在有些地方能够在还是完全属于其他时期的范围内，在不经常地发展着，例如在意大利的各城市，手工工场便是与行会相并发展的。”马克思之所以做出这个判断是有充分根据的，是和当时意大利比较特殊的社会经济条件分不开的。

14、15世纪之际，意大利是欧洲社会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之一。远自13世纪中叶起，意大利的农民就开始摆脱农奴依附地位。正如马克思指出的：“资本主义生产，最早是在意大利发展，而农奴关系的分解，也在那里最早发生。在意大利，农奴在有任何人确实获得土地时效权以前，就被解放了。所以，他的解放，使他立即转化为像鸟一般自由的无产阶级”，而且“又已经有了欢迎他们的新主人”。同时意大利的地理条件也是特别有利于其发展的。黑格尔说过：“河川江海不能算作隔离的因素，而应该看做是结合的因素”、“地中海是地球四分之三面积结合的因素”，有了地中海，意大利“因此有了一个便利的交通工具”。正因为如此，当时意大利各城市才可能与西亚、东地中海地区以及和黑海北岸属于热那亚和威尼斯区的商站——卡发和塔那等城市开展了广泛的贸易。由于拥有广阔的世界市场以及从贸易中获得了巨额利润，新兴的意大利早期资产阶级就有可能扩大生产。此时任便行会章程如何严厉地禁止竞争，竞争还是越来越厉害。在行会范围内迅速出现贫富分化，商人控制的工场手工业遍地发展起来。此时行会也就逐渐失去原有的职能和作用。

由此不难看出，意大利各城市的手工工场之所以与行会相并发展，是和当时这个国家的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以及它的国外市场的加速扩展紧密联系的。意大利国外贸易的扩展对其国内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有人可能要问：明清时代东南沿海私人贸易也曾活跃过，同时对外贸易的特许垄断商也曾积累了大量财富，何以未能像西欧各国一样，对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促进作用呢？总起来说，这应该归因于中国封建经济结构的特别稳固。在谈到商业资本的作用时，马克思指出：“它对旧生产方式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起着解体作用，首先取决于这些生产方式的坚固性和内部结构。并且……什么样的新生产方式会代替旧生产方式，这不取决于商业，而是取决于旧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具体来看，首先，中国社会的封建剥削特别残酷，购买土地是大量财富的主要运动方向，对外贸易商积累的财富也不例外。其次，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紧密结合，农民被束缚于土地上，缺乏像西欧那样鸟一般自由的无产阶级。再次，对外贸易本身也是直接间接受专制主义封建国家干预，明清时代始终是以闭关政策为主的，即或偶而开海禁，旋又关闭。即使在开禁时期，也仍加以种种限制，例如限制通商港口，限制船只大小，限制输出商品的种类和数量，何地何人何物何时何船出海都要严格登记和稽查。最后，仅此有限的贸易，往往又被为封建势力服务的特许商垄断着，自由经营对外贸易，自由发展几乎是很少可能的。显而易见，中国这种状态怎能与中世纪的意大利的海外贸易相比拟呢？

此外，在欧洲另一些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史上，虽然也曾碰到城市手工业行会这一障碍，但它们却有可能开辟另外的道路。例如14、15世纪的英国，当城市行会制度妨碍了大生产的发展时，一些最兴盛的手工业部门，首先是呢绒纺织业开始迁往农村。在农村，企业主不受任何行会条例的限制，而且又接近原料产地，可以随意剥削没有组织起来和不受任何行会章程保护的丧失了土地的赤贫的农村手工业者。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工场手工业起先不是以城市为基础，而是以乡村为基础，是在一些没有行会之类的农村里边的。农村副业构成工场手工业的广大基础。”

为资本主义生产所需要的、像英国农村那样的条件，在中国同样也是不存在的。在中国，小农是农村的广泛基础，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榨取得广大小农难以生存，农民之所以从事家庭手工业，主要是作为维持生活的手段。对于一般小农来说，简单再生产都难于维持，使作为副业的手工业扩大再生产几乎成为不可能。而中国旧有的商业资本，其主要兴趣既不是分发原料直接支配手工业者的生产，更不是组织资本主义手工工场，他们乐于保持小农经济的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紧密结合的落后状态，以便与地主阶级共同吮吸农民和小手工业者的膏血。更何况，在一般商业资本与小农之间还加入了牙行这一层遍布各地的封建剥削网。由于牙行的存在，商业资本不仅不需要去直接支配生产，甚至连产品买卖也不必亲自经营。

由此可见，关于中国资本主义手工工场也可能与行会手工业相并发展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

（二）中国行会手工业的组织形式之一——会馆、公所

中国行会机构的组织形式是多种的，有以同业者组成，有以同乡者组成，有的两者兼有，既是同乡又是同业。其名称随各地习俗不同，有称会馆，有称公所，还有称堂称宫、称帮称会的，也有的直接以本行业的名称为名，如锡器业、冶坊业、京刀业等。因而，一般来说，由它的名称上就能看出它是何地或何业的人所设立的。

必须指出，会馆问题是比较复杂的。有同籍官吏士子组成的，有手工业者组成的，有商人组成的，也有是商人手工业者或官商或官商手工业者等共同组成的。有的是按乡籍组成的，也有的是按行业组成的。各类会馆的职能和作用都有所不同，但在很多场合，要严格区别它们，往往又是有困难的。因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官商往往是一体的或密切结合的，手工业和商业也是这样，许多行会会员往往既从事手工业生产又经营商品买卖。所有这些类型的会馆，除去那些由同籍官吏组成的、与工商业无关、纯粹属于同乡会性质的会馆外，绝大多数会馆实质上都是封建行会组织。

公所问题稍简单些，它纯属商业手工业的行会组织，有的公所是按行业组成，也有按乡籍组成的。

会馆公所的大小不等，有一县、一省、数省联合之别，还有一个行业或数个行业联合组成之别。

何时始有会馆之称，就全国说，大概在明以前就有了，但尚不能说得很准确。仅就北京看，据《帝京景物略》一书考证，大约是在明嘉靖隆庆年间。公所创建年代也不明，已见记载最早者为元代。

明清两代的几百年间，会馆公所得到了普遍的发展。根据清末日本东亚经济学会编《中国经济全书》一书的调查记载，北京一地，已知名称的大小会馆共370多个，包括的省份有直隶、河南、山西、山东、陕甘、江苏、安徽、湖北、江西、浙江、四川、湖南、福建、广东、贵州等15个省；汉口的会馆有38个；上海有26个；杭州有19个；天津有11个。又据《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一书所载，苏州一地有会馆公所162个。这些统计当然是不完全的；一部分地区虽然经过调查，而遗漏总是难免的；大部分地区显然只是一些粗略的估计。然而这个统计，多少反映了会馆公所普遍发展的概貌。

会馆公所不仅普遍存在，而且其势力也是相当雄厚的，这可以从它的建筑物规模之庞大、构造之周密一事得到印证。明万历年间创建于苏州的岭南会馆，其建筑是“栋椽轩豁，制度焜煌”。苏州两广会馆“治屋四十有八间，缭以垣墉，涂以丹雘”。当时人说，会馆建筑之庞大，结构之周密，“殆各衙门所不及”。

各会馆都有自己信仰的神或行业祖师，并定期举行祭祀仪式。会馆除有照料同行同乡丧葬事务、供给棺木、设置义冢的责任外，往往还有资助同乡人教育培养子弟的义务。这一切对于团结会馆公所的成员有相当作用，这是会馆职能的几个方面。这些职能是与中国社会旧有风俗习惯分不开的。

但从会馆活动的大量现象和发展趋势看，可以说，它的基本职能是作为旅居异地的同乡商人手工业者或同业商人手工业者的行会组织。它是适应生产发展和业务需要而逐渐形成的。

会馆的这个基本职能，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得到证实。

第一，会馆的分布与工商业的兴盛紧密相连。可以说，凡工商业越发达的地区，会馆公所就越多。江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其中苏州就更加明显，苏州的会馆公所囊括的行业达几十种之多。当时人也这样指出过：“历观大江以南之会馆，鳞次栉比，是惟国家休养生息之泽久而弥厚，故商贾辐辏，物产丰盈，因以毕集于斯也。”苏州会馆为什么多呢？因为“姑苏为东南一大都会，五方商贾，辐辏云集，百货充盈，交易得所，故各省郡邑贸易于斯者，莫不建立会馆”。如果说一些较大的城市，其会馆之多，多少还可能因为那里的政治文化也很发达，那么，在一些中小城镇，特别是那些主要因工商业发达而著称的城镇，其会馆的建立就充分说明它是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以盛泽镇为例，这是个因丝织业而兴起的小城镇，“凡江浙两省之以蚕织为业者，俱萃于是，商贾辐辏，虽弹丸地而繁华过他郡邑”。这里就有不少会馆，金陵丝商于顺治年间在此建立“壮缪关侯庙”为会所；康熙十六年“济宁众商捐银”买地建立“济宁会馆”（又称任城会馆），山东在此还有一济东会馆；嘉庆十四年安徽徽州、宁国两郡于此建有徽宁会馆，此前，安徽旌德人于此已建有一会馆。此外，据南京博物院调查，此镇尚有山西会馆、金陵会馆，以及汇领公所、培元公所、丝业公所等。又如佛山镇，这也是一个以手工业商业著称的城镇。这里的会馆也很多，据道光朝地方志记载，这里有：山陕会馆、楚南会馆、源流会馆、琼花会馆、潮蓝会馆、楮公堂会馆、熟铁行会馆、江西会馆、新钉行会馆、金丝行会馆、筛择槟榔行会馆、莲峰会馆、当行会馆，等等。

第二，会馆所需经费及其管理事务的主要支持者是工商业者。乾隆年间浙杭绸商建立苏州钱江会馆是“以货之轻重，定输资之多寡”。乾隆三十五年建立于苏州的徽郡会馆是“涝油、密枣、皮纸三帮诸公，各输厘头并捐人工”建筑成的。苏州的汀州会馆是康熙五十七年该乡“上杭六串纸帮集资创建”。清初海州帮众商于上海修建了高宝会馆。创建于康熙五十四年的上海商船会馆，其“会馆事务，悉归号商经理”。金华工商业者在苏州的“通商之事，咸于会馆（即金华会馆）中是议”。

第三，不少会馆章程明显地保有行会条规的性质，道光二年建立于苏州的东越会馆，是籍隶浙绍旅居苏州府长元吴三邑的一百多户烛业铺户所创建的。会馆“议立条规，借以约束”。条规之一：“为同业公定时价，毋许私加私扣。”同时还规定：“各店进货，应凭行（即通过牙行）按销货多寡。”某绸缎会馆的行规规定：“绢织物之价格，于正月元旦及七月一日两期，协议决定，不许私自增减。”

会馆事业之普遍发展，表明明清以来各地商人手工业者流动的频繁，表明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市场的相对扩大，因此各地商人手工业者在封建政府的允许下，竟能广泛地插足于旅居地区，并扎下了根，组成同乡行会来与其他地区的商人手工业者进行竞争。但会馆职能之行帮特点又表明，这种竞争又是十分有限的，内部既要受到同乡人的约束，外部又要受其他会馆的同业人的牵制。可见，会馆的广泛建立标志着竞争的发展和扩大，同时自由竞争又被严格限制着。

有人认为，清代特别是乾隆以后，出现了会馆向公所转变的现象，并认为这种现象标志着行会开始走向分解，标志着行会性质由防止同业间的自由竞争转向了对付直接生产者手工工人。同时，在他们看来，会馆是同乡行会，公所则是突破了地域界限按行业组成的工商业组织。

会馆和公所，是否标志着两个不同阶段，代表两种不同范畴呢？

首先需要指出，原来提出这个论点的文章，是以苏州的几个行业为例的，其实，所举例子是清末的，竟把它说成为乾隆以后的变化。同时行会机构的名称，如前所述，一般皆以当地习俗而命名，有的称会馆，有的称公所或其他。将它们截然分开，显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其次，从历史上看，将行会命名为“公所”，既非清代更非乾隆以后的新现象。有的同志曾对此作过考察，根据历史记载，早在1295年（元贞元年），苏州丝织业同行就于元妙观内建立起“吴郡机业公所”。

再从公所与地域界限的关系看，应该承认不少公所确是按行业组成的。然而按行业组成并不意味着完全与地域界限无关，有的公所就是同一乡籍的工商业者中的同行业者组成的行会，它既包含地域特点又包含了行业特点。如宁波帮四明公所内按行业分设的各种或名为公所或名为会或名为堂者达几十个之多。有的公所名称本身就直接表明属于同乡行会性质，如乾隆初年建立的浙绍公所。还有的公所，则纯粹是从会馆这个大团体中分裂出来的几个小团体的名称，例如，“安徽省宁国府向来贸易苏省者，于乾隆初年设立宣州会馆，嘉庆间泾（泾县）旌（旌德县）太（太平县）各县分设公所辅之”。又如，旅居上海的潮阳、澄海、惠来、揭阳、普宁、丰顺、海阳、饶平等八县的工商业者曾于嘉庆年间公建潮州八邑会馆，到了道光年间其中的潮阳和惠来一帮又从中分裂出来建立了潮惠公所。反之，有的行会虽然冠以会馆名称，却不一定是同乡人的组织，而是明显地带有行业性质，例如，北京的颜料会馆（约建于嘉靖万历年间）、广东的银行会馆等即是。

同时，打破地域界限按行业组成更不是必然意味着公所就丧失了其封建行会的特点。打破地域界限这种变化仅仅说明，竞争虽然被各种行会组织从内部和外部强制地限制着，但随着经济的发展，竞争却又自发地缓慢地进行着，过了一定的时间，就发现单靠同乡间的统一行动和约束已不足以抵制异乡同一行业者之间的竞争，从而有必要打破地域界限，使各省各府州县来的有关同业者共同组成统一的行会，借同一行会规章的约束力，彼此监督，以达到同业限制竞争、限制发展的目的。很明显，这是以封建行会的这一种形式代替了封建行会的另一种形式，前后两种形式反映着社会经济生活的缓慢的发展，但是在性质上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试看一两个公所的行规就可以证实这个判断，例如，苏州蜡笺纸业所建绚章公所“向有议规，作伙每人每月捐钱五十文，必须捐至钱十二千文，方许收徒一人，而小作坊……须俟一二十年始可收徒”。该公所直到光绪年间仍然规定“六年准收一徒”。又如苏州咈布染坊业所建浙绍公所，该公所“向有成规”，直至同治年间，行规条文中对作伙工资、徒弟学徒年限及留徒条件等仍有限制：“一议徒弟五年准满，六年准留不准私留；一议徒弟不准捐入乱规；一议如有外坊染司，不准存留在坊混做。”

由此可见，会馆与公所同样具有封建性，二者之间不存在质的差别，不存在这个向那个转变的问题。

迄今关于会馆公所的资料和研究还很少，特别是关于行规的具体条文，发掘得更不够，这都给我们的讨论带来了不少困难。但已有的零星记载表明，会馆公所确是中国行会制度史上的一个重要组织形式。它是研究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过程时必须注意的现象。忽视了这个现象的存在以及它对手工业发展的束缚作用，便会导致对中国手工业生产关系性质的不正确的判断。

（三）行会师傅沦为伙计的问题

行会师傅沦为伙计是中国行会手工业史中的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这就是说，当我们肯定手工业中行会制度普遍存在时，并不是说这些行会组织就是自始至终一成不变的。相反，伴随社会经济的发展。市场的扩大，严格地限制发展、限制竞争的行会规章自然会逐步遭到破坏，人身依附关系也不可避免地会松弛，分化现象必然会产生。行会师傅沦为伙计就是这种现象的表现之一。《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所搜集的资料记载，同治光绪年间苏州宋锦业机户曹阿传、王沛等先后脱离本来的行会，另立行会，他们提出的经济要求是“喊歇停工，偏贴允价公议字条”。这些口号显然是一般机匠的要求，这表明曹、王等原机户业主，此时实际上已沦为伙计。另一条材料更明显，蜡笺业“戴传芝勾结做手张锦扬，另为开作，反以开作之王余明、周宜勋蒙为伙友，违断紊规”。

师傅沦为伙计，意味着行会的逐渐融解。师傅沦为伙计的现象是城市手工业资本主义萌芽的关键问题，亦是中国行会手工业向工场手工业转变的一种重要过渡形态，应该成为探讨的着力处。遗憾的是我们对它的研究还十分少，还不能给予它一个科学的说明。

但也必须指出，行规的大量破坏，行会特点的显著丧失，应该说，那还是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光绪以后的事。而行会制度本身直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终结方始彻底瓦解。

（四）封建官府对手工业的束缚

中国封建社会的手工业商业不仅受到行会制度的普遍束缚，同时还遭受封建国家的干预和官吏的克扣勒索。自宋代以降，封建国家以政权力量，限制生产发展，规定商品价格，干预市场，进行掠夺性的收购。以清代矿业为例，清廷借口矿场“有碍禁山、风水、民田、庐墓及聚众扰民，或岁歉谷踊，辄用封禁”。说什么开矿“有妨本务”，凡请求开矿的是不安本分，立即加罪。顺治康熙年间封闭了一系列矿场，康熙十四年虽然曾一度弛宽矿禁，许民开采，但只限恢复旧矿，且多由官督办，其产品又为官方强制低价收买去。乾隆年间档案记载“湖南厂铜尽数归官收买”；又贵州铅矿“烧铅一百斤实费工本银一两二钱六分，今（官府）给一两三钱作价收卖”。这种收购的掠夺性是显而易见的。掠夺性的收买是极为普遍的，例如对丝织业，也是这样。如前所述，清廷在苏杭江宁等地设置衙门，以“采办”为名大肆掠夺或垄断。不仅清代，早在明代已是这样。崇祯年间一记载说：“至若官价一端，更为民害之政，较之时价，既已十少三四矣，乃有经承之扣除，又有差役之需索，又有领价之守候（按：所谓守候，即为官府所借，名义上叫候支官价，实际上是经年守候不发），是明少者十之三四，暗少者又十之五六，其为白取也无异。”因此，许多铺户由于“不堪赔累，于是有资竭而罢市者，有倾家而逸徒者”。至于官吏的勒索，更是名目繁多，无穷无尽。康熙年间江西地方志记载，由于官吏的勒索，税收“多征且至一二十倍”, “不独敛怨商家，虽乡僻穷民所持只鸡尺布，有不免于诛求者”。这种情况极为普遍，材料很多，不一一列举。

所有材料说明一个事实：即中国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尤其是专制主义封建国家，干预人民经济生活比欧洲封建贵族多而强，这说明上层建筑的反作用是中国资本主义难以产生的另一重要原因。

除此以外，手工业本身还存在一种封建性的垄断，这种垄断是以一种极为落后极为野蛮的手段夺取到的。略举一二例。一为争烧锅业：“烧锅者，北方之酒坊也。京都有争烧锅者，相约曰：‘请聚两家幼儿于一处，置巨石焉，甲家令儿卧于石，则乙砍之，乙家令儿卧于石，甲砍之，如是相循环，有先停手不敢令儿卧者为负。’皆如约，所杀凡五儿，乙家乃不忍复令儿卧，甲遂得直。”另一为京师红果行争专利事：“京师红果行，仅在天桥者一家，以呈部立案故，他人不得开设。然乾隆时两行，皆山东人，争售贬价，各不相下，继有出而调停者，谓徒争无益，我今设饼撑于此，以火炙热，能坐其上而不呼痛，即任其独开，不得争论。议定，此设于天桥之主人即解衣坐之。火炙股肉，须臾，两股焦烂，即倒地死，而此行遂得独设，呈部立案，无异议。”这种事件虽然不是普遍发生的，但是它确是手工业内部互相禁制的一种极端尖锐的反映。这是阻碍手工业商业发展的又一严重封建势力。

归根结底，我们指出行会制度的普遍存在和封建国家的干预，其全部用意在于揭明中国手工业资本主义难以产生的困难处境，这丝毫没有否认资本主义可能成长的意思。西欧国家由于种种特殊条件，那里的工场手工业并不发生在古老的行会内部，而是逃避至没有或较少行会束缚的农村和经营对外贸易的新兴城市，从而由外部来挤垮古老的行会手工业，使工场手工业获得普遍的发展。看来这条道路似乎是比较迅速而顺利。与这个情况比较，中国的情况恰恰相反。首先，资本主义萌芽正发生在行会手工业占统治地位的地方，如前所述，资本主义比较明显的部门是丝织业。丝织业正是一个古老的行会手工业，江宁、苏州、杭州等几个主要丝织业城市无不受行会的普遍控制。其次，从发展道路看，上述师傅沦为伙计的现象，看来正是中国封建社会内手工业资本主义产生的重要途径，至少是途径之一。而师傅沦为伙计，意味着行会制度的消融，从这条道路上产生出资本主义，正表明这是一条从行会内部产生资本主义的道路。然而行会制度在中国又是一种古老的封建制度，它的统治不仅时间久而且普遍，这就赋予行会制度一种顽固性。很显然，行会制度的瓦解就不能不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即使是局部的被破坏，也经常是反反复复、曲折迂回的，有时候纵然有了发展，也有被抑止甚至覆灭的可能性。正因为这样，反映在资本主义萌芽的发生发展过程上也就特别缓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