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城市休闲化国内外研究进展

一、国外城市休闲化研究述评

围绕城市休闲化的概念及国外发展实践，本部分有关城市休闲化的研究述评主要从城市居民休闲时间和行为、城市休闲基础环境、城市居民休闲消费、城市休闲相关产业、休闲对城市发展的影响等五个层面展开。

（一）城市居民休闲时间和行为研究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生产力的提高，劳动者的工作时间缩短；加之劳动者维护自身权利意识的觉醒，劳动者的休闲时间得以延长。1935年，国际劳动组织首次确认每天工作8小时、每周工作40小时的工作制。1936年，法国众议院通过了“带薪假期”的社会法，至1939年，已有10余个欧洲国家先后制定了劳工带薪休假的法律。休闲时间的延长，引发了人们对如何利用休闲时间的讨论。Allen（1938）认为，教育和社会环境给大众提供了利用休闲满足自我成就感的机会，休闲时间应当被最大化地利用，人们应该被培训如何去休闲，就像被培训去工作一样，工作和休闲是同等重要的（Lindsay,1938）。因此，城市应当为居民提供户外娱乐设施和场所，比如游戏场、游泳池、公园等，使人们可以获得精神满足（John,1934）；政府应当了解居民的休闲活动类型，规划布局休闲设施（Emily,1936）。随后，在整个20世纪40年代，一系列围绕中学生、教师、儿童、青年男女、青少年、残疾人、社区居民等为对象的休闲活动研究开展起来（Maheras,1943; Thornton,1941; Wray,1940; Hartman,1942; White, 1949; Abell,1944; Felshaw,1942; Ikenberry,1941）。

以上研究成果主要关注休闲时间的分配问题，尤其是不同群体的在休闲时间内的休闲活动问题；但与之相关的休闲活动选择的动机或休闲活动所带来的满意度并没有得到极大关注（Marjorie & Robert,1958）。

随着社会的发展，在休闲时间延长的条件下，人们又开始考虑如何在休闲时间内得到最大化的满足。显然，不同的休闲活动有不同的价值和意义，每个人从事休闲活动所感受到的意义也不同，这些意义与休闲的内容、个人特征、社会阶层等因素都有一定的关系。与此同时，20世纪50年代后，学者关注的议题开始从居民休闲时间使用转移到休闲行为的研究。Leo（1956）发现，环境质量是影响纽约市65岁及以上的老人休闲活动选择最重要的因素。教学水平、收入是影响高校教师选择不同类型休闲活动的显著影响因素（Standlee & Popham, 1958），金钱是影响蓝领工人开展休闲度假活动的关键因素（Kienast,1969），跨文化背景会影响到青少年休闲活动的选择（Noe,1971）。有关这方面的研究进一步引发了学者对休闲影响类型的探讨，McGuire（1984）列出了外部资源、时间、家人/朋友支持、社会交往、身体健康状况等30项休闲影响因素，但并未作出科学划分。Francken & Van（1981）则明确指出休闲影响因素类型包括内在和外在因素，前者指个人能力、知识和兴趣等，后者指时间、金钱、地理距离、设施缺乏等。显然，这样的划分并没有将因素之间的内在联系建立起来。在前人研究基础上，Crawford & Godbey（1987）正式提出个人内在（intrapersonal）、人际（interpersonal）和结构性（structural）三种休闲参与影响因素类型。进一步，Crawford, Jackson & Godbey（1991）认为这三种类型是以阶层的方式来运作的，并提出了参与休闲活动整个过程的模式，清楚说明了个人内在、人际以及结构性影响因素是依序发生的。Crawford, Jackson & Godbey的研究成果为后来学者的研究提供了一种研究范式，并发展出认知、社会、能力、环境、机会等因素的探讨（Jackson,1993; Hultsman,1995; Alexandris & Tsorbatzoudis, 2002）。学者的研究从休闲时间的利用到城市不同人群休闲参与与否因素的探讨，反映出大众居民休闲意识不断提高，对休闲利用的关注度也不断提升，而这也正是城市发展过程中，居民生活质量改善的重要体现。

（二）城市休闲基础环境研究

城市化进程对土地利用的需求压力不断增长，如今城市中越来越多的土地被用于住房、工业、社区服务或其他经济功能，休闲空间的规划似乎被忽略。但是，我们应当注意到休闲空间对居民的生活质量是有积极作用的（Vandermeulen, et al.,2011）。一项由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人类环境研究实验室所做的研究发现，城市内部的绿色空间越多，就越有利于居民对公共空间的利用，而且邻里之间的关系会因为绿色植物的存在而更加紧密（O'Sullivan.E, 2010）。具体来说，休闲环境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它可以增加娱乐和休闲机会（Taylor, et al.,2001; Tzoulas, et al.,2010）；其次，有益于亲近自然和提升健康水平（Hartig, et al.,2003; St Leger,2003; Van den Berg, et al.,2010）；再次，能为社会互动和文化价值的分享提供机会（Coley, et al.,1997; Lioyd & Auld,2003; Seeland, et al.,2009）。根据Byers（1998），一个城市的环境若有利于社会互动或交往，则这座城市是健康的，而这正是未来城市胜利的关键要素，要健康、安全，注重舒适性，具有吸引力（Snieska & Zykiene,2014）。因此，城市要提高居民的整体生活质量，必须考虑当地居民对休闲环境和活动的偏好，从而做好休闲基础环境的规划和建设工作，正如Lynch & Hack（1984）所说，城市规划者要思考城市休闲空间“是一个提升地方意义的地方，是供人们学习自我和自然的地方，是发展人类资本的地方。”

此外，一些学者的研究指出，城市居民强烈支持建设有益身心健康、多样化的绿色设施，如散步、骑行设施、森林公园等（Gase, et al.,2015），这与城市居民对绿色设施、空间的偏好不无关系。调查表明，在芬兰东部城市约恩苏，1/3的居民每周2～3次游览城市近郊的森林用作娱乐，80%的居民至少每周一次游览城市森林（Tyrvainen & Vaananen,1998）。城市居民对休闲环境的需求，实际上是居民地方依恋和地方归属感的表征，休闲基础环境的规划和建设应该融入居民的生活中，贯彻到经济发展过程中，最终使休闲成为增加人性化的一种诉求，成为城市的一种记忆。

（三）城市居民休闲消费研究

休闲意味着减少工作时间，它隶属于工作时间，是消费的潜在资源。最早对休闲消费进行阐述的是凡勃伦。他指出，炫耀消费是有闲阶级的行为模式，是其博取荣耀的一个手段。在工业化的继续推动下，休闲主体逐渐由有闲阶层转移到大众居民，由此带来的休闲消费也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以美国为例，20世纪30年代，美国人把他们全部收入的6%～8%用于各类休闲娱乐、旅游活动，总的消费支出约为40亿美元。到了60年代，美国人把他们全年收入的10%～12%用于休闲生活的消费，全年消费支出约为400亿美元。90年代初，美国人全年的休闲消费支出高达4000亿美元，为世界各国休闲消费之首，休闲的经济效益明显。

相对于现实中休闲消费的快速发展，国外学术界对休闲消费的研究则较晚，成果也相对较少。具体来说，有关居民休闲消费的研究主要分为两类。

一是休闲消费价值研究。Lorenzen & Andersen（2009）认为城市可供居民进行休闲消费的机会或资源越多，往往越能够吸引拥有高人力资本或教育资本的人才。DeLeire & Kalil（2010）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表明，在所有的消费结构中，仅有休闲消费与幸福呈显著相关。Lei & Yu（2012）指出，居民开展体育休闲消费的动机主要是健身和社会交往。Johnson（2013）通过深度访谈发现，城市居民的休闲消费行为有发展成为居民共同的消费价值观的潜力。

二是居民休闲消费行为影响因素研究。Cotte（1998）探讨了影响个人休闲消费行为的社会、时间、计划方式、行为方式等因素; Chiuru（2000）则从经典的家庭效用函数出发，研究发现，家庭休闲消费取决于家庭的可支配收入。Victoria（2008）研究表明，闲暇时间是产生休闲消费行为的重要变量，社会变量比经济变量更能影响休闲消费行为，比如社会化结构更会影响儿童的休闲消费（Philippa,2010），焦虑的有闲一族的休闲消费更易受到文化因素的影响（Glorieux, et al.,2010）。显然，从休闲消费的终极意义上讲，人们进行休闲是为了满足自我发展和精神享受的需要。但事实上，不同人群进行休闲消费的动机由于受到具体的主观和客观两方面因素的影响，因而会有差别，由此也形成了休闲消费类型的多样性，这反而是不同群体追求休闲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表现，亦是推进城市休闲化进程的重要力量。

（四）城市休闲相关产业研究

自20世纪80～90年代始，一种新的经济形式——休闲经济在西方发达国家开始受到广泛关注，并随着休闲经济的升温，一种新的业态——休闲产业开始形成，逐渐发展成为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根据有关资料表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与休闲产业的蓬勃发展密不可分，《商业周刊》把休闲产业排在美国40个行业综合排名中的第17位（克里斯多弗·R.埃廷顿等，2009）；在西班牙，其休闲产业已经成为第四大产业部门，相应的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5%（楼嘉军，2005）。休闲产业的发展，导致了一大批与之相关的产业门类出现，诸如旅游、文化、体育、艺术等。可以说，休闲产业是个综合性的产业集合体，涉及面相当广，没有清晰的产业边界和规模（St. Germain & Harvey,1998）。

较早进行休闲产业研究的是Roberts（1978），他在《当代社会和休闲的增长》一书中阐述了休闲产业在当代社会中发展的重要性。Gratton & Taylor（1985）分析了运动和娱乐休闲业的供给和需求状况。伴随着社会的发展，休闲产业的经济价值不断凸显, Cooke（1994）利用经济学基本原理，分析得出休闲产业的增长是20世纪90年代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出现的普遍现象，这不仅能满足新的休闲阶层的需求（Paramio & Zofio,2008），更对经济发展有着重要意义（Tribe,1999）。进一步，Wilson（2003）详细探讨了休闲产业的特点、市场结构、未来趋势以及休闲产业发展对国家经济的影响。但值得注意的是，休闲产业不能仅仅被看作是一个生产性经济部门，而应当是能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创造有利环境的产业，更是为社会公众创造福利的产业（Garcia, et al.,2003）。因此，在发展休闲产业过程中，相应的产业部门一方面要注重服务质量，以满足人们对休闲活动的健康和安全需求（Mills,1992; Tawse & Keogh,1998）；另一方面着眼于休闲服务的公平问题，以满足服务残障人群以及其他缺乏良好服务的人群的需求（Lassnig, el al.,2008）。休闲产业是因人们休闲消费活动而形成的一门产业，已经成为驱动各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也应看到，休闲产业的发展最终是服务于社会广大居民，为所有人提供方便的服务，将是未来休闲产业发展面临的挑战，这也直接影响城市休闲化的质量。

（五）休闲对城市发展的影响研究

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就曾系统表述过城市和休闲的关系，“在一个政治修明的城邦中，必须大家都有‘闲暇’，不要因为日常生活所需而终身忙碌不已，但要怎样安排才能使大众获得这样的闲暇，却是一个难题。”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不仅表明，人们聚集城市必须有充分的休闲，也隐含着城市休闲的拓展同时受到人们休闲行为的影响。1939年美国小组工作研究会就分析指出“美国人民的休闲成了一个主要和关键的社会政策问题”，当时的美国工人一年合计能获得3900亿小时的休闲时间，如果不进行相应的休闲规划，休闲有可能就会变成“绝对的灾难”（麦克林等，2010）。同样，外来游客的大量涌入，也会让城市应接不暇。据资料显示，1955年到英国旅游的游客数量是100万人，经过20年的发展，这一数字达到了1亿（Dower,1970），增加了100倍，结果导致城市出现如道路变得拥挤、休闲设施变得不愉悦等问题，这实际上是城市忽视了有效规划和管理休闲要素的结果，也间接表明城市休闲规划要同时考虑到本地居民和外来游客双重需求。从实践层面看，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联邦政府将财政预算的30%左右用于全国休闲游憩设施的改善和建设上，并积极推动公园和游憩专业组织机构设立，发展针对老弱病残群体的休闲项目、开设休闲游憩专业课程等，这一系列措施在改善城市居民生活质量、减少社会问题、提升城市的宜居宜游方面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从理论层面上讲，Williams（1995）认为城市休闲发展要经历创立、巩固与扩大三个阶段，在此过程中，城市化是推动城市休闲发展的主要力量（Olkusnik, 2001）。Dias（2011）以巴西为例，探讨了城市休闲与城市化发展之间的关系，指出城市空间的再组织，加速了新的生活方式的形成，比如旅游、购物、体育活动等；反过来，城市居民的休闲时间使用，外来游客的旅游活动，也进一步促进了城市商业的发展和政府有关休闲政策的出台。Meller（1976）进一步从社会历史学的角度，研究了1870—1914年期间，Bristol城市居民自由时间的使用和城市变化的关系。可见，城市休闲发展始终围绕着城市居民这一主体，并兼顾外来游客的旅游需求，最终体现在居民生活质量提升方面。总而言之，休闲对城市发展的重要意义体现在，它是城市转型的关键力量，是解决城市拥挤、污染、不平等问题的重要手段（Roberto San Salvador del Valle, et al.,2013），是提升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的必要途径（Lloyd & Auld,2002），是进一步推动城市化发展的重要因素（Dias & Victor de Andrade Melo,2011），是城市发展的永久性核心要素（Jenkins & Young,2008），是将成为影响世界和平与繁荣的一个关键因素（Godbey,1997）。可见，休闲对于城市发展实际上是在解决城市居民的生存与发展质量问题，而一座城市是否懂得发展休闲则是对其文明程度的最终检验。

二、国内城市休闲化研究述评

（一）休闲城市评价标准发展回顾

我国休闲城市的研究伴随着成都与杭州“休闲之都”的提出逐渐成为研究的热点。从成都、杭州等城市的建设实践看，城市休闲化研究的深入发展有助于推动和谐城市建设，提高居民生活满意度、幸福度与生活尊严感，这对当前全面小康社会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我国休闲城市建设的实践始于21世纪初期。2001年11月，成都首次提出建设“中国休闲之都”的城市形象。同年，在杭州举办的“中国休闲经济国际论坛”上提出，树立“世界休闲之都”的新形象。2002年之后，成都与杭州加快建设休闲城市的步伐。在实践发展基础上，学术界开始关注城市休闲化理论建设。2005年，《小康》杂志推出第一个“休闲小康指数”，主要包括休闲观念、休闲时间、休闲支出、休闲方式、休闲状态等指标。调查组通过听众调查、网上调查、随刊读者调查和手机短信调查等四种方式，对民众反映的休闲状况进行统计与分析，进而得出相关调查结论。休闲小康指标侧重主观性指标，体现民众的休闲感受，基本不涉及经济发展、休闲产业等客观性指标。根据研究所得，自2006年起，休闲小康指数呈逐年递增趋势。见表1-1。

2007年4月，无锡市政府和中国旅游资源文化开发促进会共同提出，并组织的中国首个休闲城市标准《休闲城市创建、服务与管理导引标准》出台，该标准针对创建休闲城市的客观需求，规范了定义，区分了类型，提出了对城市创意与规划、城市环境，产业发展、营销等9个方面的引导，细化了功能，强化了对各项服务的具体要求。见表1-2。

显然，首个休闲城市建设标准的发布，在一定意义上为我国城市休闲化的建设与发展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价值，同时也为各城市休闲化水平和水平的评价准备了应用性较强的手段。

同年11月，以魏小安为首的专家组历时2年多完成了《中国城市休闲指数与休闲城市评估体系》。该体系构建了城市休闲指数基础性评价、市场性评价和休闲城市评估方法的专家性评价两大子体系，为我国休闲城市评价提供了又一种基础性工具。其中，基础性评价选取了最能体现城市休闲特质的4个一级指标、28个二级指标，在休闲指数当中占70%的权重。见表1-3。

此外，专家组还设计了专门用于城市休闲指数的市场性评价来自网络等媒体，该评价通过关联度、关注度、满意度三个指标来反映城市的休闲发育度，在休闲指数当中占30%的权重。见表1-4。

专家性指标不设二级指标，借助专家的代表性及专家对城市的熟悉、感知和综合认识，进行评价。本项指标包括城市品位、生活品质、生活节奏、休闲公共管理、休闲服务创新、企业竞争力、城市友好程度、市容市貌、休闲发展潜质、城市夜生活等10个指标。

中国城市休闲指数及休闲城市评估体系由28个硬件指标、3个主观评价指标和10个专家性指标构成，客观性指标数据来源于相关统计年鉴，主观性指标数据来源于权威网站及媒体调查和专家的认知。从近年来的评价结果看，因主观评价资料的来源以及评价尺度的把握存在一定难度，所以对相关评价结果会产生一定影响。

随着城市休闲化理论与实践的发展，2010年4月27日，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休闲研究中心和国际休闲产业协会联合发布了我国休闲城市评价标准体系。该体系将主观标准和客观标准结合使用，提出了环境休闲力、基础休闲力、核心休闲力三位一体的休闲结构体系理论。见表1-5。

由三位一体结构组成的评价体系对科学客观地评价一个城市的休闲发展水平，指导休闲城市的建设和发展，具有一定的现实价值和科学依据。显而易见，围绕休闲城市建设形成的一系列评价体系的分布与应用，表明我国休闲城市建设已经取得了初步发展，并在科学与量化的评价标准指导下，不断趋于完善。

（二）休闲城市评价文献梳理

近年来，国内有关休闲城市建设评价与测度的研究逐渐趋热。王学峰（2003）提出了休闲都市的概念及特征，构建由休闲主体、休闲客体、休闲介体、其他因素构成的休闲都市主观评价指标体系。闪媛媛（2005）从城市休闲发展程度切入，对城市休闲发展程度进行评价研究，建立了由休闲主体因素、休闲客体因素和休闲介体因素构成的休闲城市指标体系，通过45个指标来衡量城市的休闲度。郑胜华、刘嘉龙（2006）认为，休闲城市由实力系统、动力系统、能力系统、魅力系统四个要素构成评价指标体系。董长云（2006）、王琳（2007）和张宝成（2008）等也在各自的研究论文中以“城市休闲指标构建”“城市居民休闲生活水平评价”为主题，进行不同程度探讨。王琪延（2010）认为指标体系由城市环境休闲力、城市基础休闲力、城市核心休闲力（硬指标）、城市核心休闲力（软指标）四部分构成。曹新向（2010）等对建设休闲城市的资质和条件进行评价研究，从休闲主体、客体和介体三个层次构建了一套休闲城市的评价体系，来衡量城市自身的休闲实力以及休闲发展能力。总体来看，关于休闲城市评价的指标构建从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逐渐深化，但是指标数值的可获取性及操作性仍有一定的局限性。从横向来看，指标层次由两级扩展到三级，指标体系的层次结构逐渐细化。由纵向来看，具体指标项目的数量也逐渐增加，内容逐渐细化（见表1-6）。

综上所述，围绕休闲城市的相关研究存在以下不足，一是休闲城市与城市休闲化概念尚未定型、评价体系呈现共性特征。二是评价体系操作性仍待提高、指导实践之功效仍不明显。三是多数研究为排序而排序，对研究结论的分析与影响因素的挖掘不够，对现实的指导意义受到制约。四是对城市休闲化水平提升的讨论相对较少，仅有的一些研究也缺乏深度，研究结果的影响力和实践指导意义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基于此，本课题组在借鉴现有文献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我国休闲城市建设发展的实际状况，构建了我国城市休闲化测度的评价体系，确定了体系中各个指标的权重，以期对我国城市休闲化进行比较全面的评价与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