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问卷调查分析

（一）引言

2013年3月10日，时任国务院秘书长的马凯国务委员代表国务院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的说明》。这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七次行政体制改革正式拉开了帷幕。与以往历次行政体制改革相比，本轮行政体制改革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突出了转变政府职能这个核心，按照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目标的要求，继续简政放权、推进机构改革、完善制度机制、提高行政效能，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制度保障。

本次行政体制改革的针对性十分明确，那就是现行行政体制仍存在许多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要求的地方，国务院部门在职能定位、机构设置、职责分工、运行机制等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主要是：职能越位、缺位问题依然突出，不该管的管得过多，一些该管的又没有管好；职责交叉、权责脱节、争权诿责现象依然较多，行政效能不够高；机构设置不够合理，一些领域机构重叠、人浮于事问题依然存在；对行政权力的制约监督机制不完善，不作为乱作为、以权谋私、贪污腐败等现象尚未得到有效遏制。

按照马凯国务委员的说法，“这次改革，要以更大力度，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上加快国务院机构职能转变，重在向市场、社会放权，减少对微观事务的干预，同时改善和加强宏观管理，严格事后监管。这项任务更加艰巨、更为复杂。”

更值得关注的是，在国务院机构改革与转变政府职能方案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以后，新一届政府以新的姿态和坚强的勇气和决心，推动改革方案的贯彻和实施。

与此同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做出对未来中国改革路线图选择的同时，又对地方行政体制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种种迹象表明，加快转变政府职能的步伐，加大行政体制改革的力度，不仅成为全面提升政府管理和服务能力的根本途径，而且也成为全面深化其他各项改革事业的重中之重。

为了比较真实地反映行政体制改革的进程，了解各方反映，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行政改革蓝皮书”课题组从2013年5月开始，围绕本次行政体制改革、特别是转变政府职能这个核心，在全国进行了问卷调查，以下是对本次问卷调查结果的分析。

（二）问卷样本的设置及被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

为了了解党政机关公务人员、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基层社区工作人员以及普通民众等对本次国务院机构改革与转变政府职能的看法，2013年问卷的发放范围比2012年有了明显的拓展，涉及被调查人群的范围主要包括：国家行政学院的国务院办公厅处级干部综合素质提升专题班、中国公安大学的优秀公安局长（地市级副市长）培训班、北京大学的云南省直机关公共管理培训班、清华大学的山西质监系统领导干部研究班、浙江大学的兰州市2013年县、科级干部免职脱岗培训班、中央民族干部学院的贵州少数民族乡镇领导干部培训班和浙江丽水少数民族领导干部培训班。

除了上述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国家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以外，本次调查还扩大到国有企业、社区等不同层面的群体。包括中央党校的中国铁路建设总公司第八期领导干部培训班、国家行政学院的国家开发投资公司领导力提升班以及西城区社区街道行政审批服务中心等。本次共发放问卷547份，收回有效问卷499份。

本次调查问卷共包括37个问题，除前面5个问题主要涉及被调查者个人的基本信息之外，实际回答的问题共32个，基本分为五大类型：第一类是对本次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转变政府职能的总体评价，包括对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的总体评价，本次改革对地方政府、企业、社会公众的影响等；第二类是以简政放权和转变职能为中心，重点了解党政公务人员、企业单位领导人员以及基层社区工作者等对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以及政府职能配置、对经济社会等各项事务的管理和服务的看法和感受；第三类是对本次国务院机构调整、大部制改革等的基本看法和感受；第四类是围绕转变政府作风，提高政府管理的公开性、透明度，加强对公权力的约束等自身改革方面的看法和感受；第五类是对行政体制改革的期望以及政策建议等。应该说，问卷调查基本达到了预期的目标。

范围广、学历高、年轻、代表性强是本次被调查对象的重要特点。具体来说，收回的499份问卷中，包括中央、省、市、县、乡镇等不同层次、不同地区的党政机关公务人员236人，事业单位人员110人，国有企业人员97人，另外，还包括少数民营企业、合资企业人员，城市普通居民以及困难户、弱势群体成员等。从被调查人员的职务状况看，正厅级及以上领导干部11人（2.2%），副厅级领导干部75人（15.03%），正处级50人（10.02%），副处级116人（23.25%），正科级123人（24.65%）。在上述担任一定职务的人员中，除了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人员外，还包括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高级管理人员，比如在所有副厅级以上的86名领导人员中，包括了53名国有企业相当级别的总经理、副总经理人员。499人中本科以上学历共420人（其中本科308人，硕士100人，博士12人），占84.17%。499名被调查人员中，年龄在50岁以下的共407人，占81.56%。

（三）对国务院机构改革与政府职能转变的基本评价

国务院机构改革与转变政府职能方案出台后，受到各界广泛关注，评价比较正面。通过我们的问卷调查也证实了这一点。在这方面我们共设计了四个比较宏观的问题。

1．总体评价：在充分肯定改革方案的同时，对方案的实施表现出较大的担忧

在多选项目“您对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的总体评价”中，选择“中央推动此次改革力度大、范围广、层次深，社会反响很好”共155人，占被调查总人数的31.1%；回答“方案内容很具体，关键要看能否真正贯彻执行下去”共251人，占50.3%；两项加起来共有306人，占61.32%。这说明，就改革方案本身来说，被绝大多数被调查者所认同，大家所担心的是，一个好的方案能否得到真正的落实和实施。值得注意的是，在对本次改革方案的总体评价中，还有两个问题的回答人数占比也比较高，比如还有占39.7%的人认为“方案设计还有一些不足之处，需要进一步修改完善”，甚至有33.26%的人“担心走过去改革老路，反反复复，分分合合，折腾基层群众”，两者加起来高达361人，占72.96%，甚至高出前两项之和11.62%。这说明，包括党政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的相当多的领导干部，对这次改革方案本身还有不满意的地方，更重要的是对未来方案的实施有比较大的担心，甚至缺乏足够的信心。

对不同被调查对象对同一问题回答的结果进行比较，很令人深思：从调查的不同类型的公务员群体来看，对本次国务院机构改革与转变政府职能评价最高的是两个群体：一是国家行政学院国务院办公厅处级干部综合素质提升专题班，对改革方案认可度前两项加起来达到100%；二是贵州省少数民族乡镇领导干部，前两项加起来达到95.45%。其次是国有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如中央党校中国铁路建设总公司第八期领导干部培训班（司局级），在回答这个问题时，前两项加起来共有41人，占被调查总人数47人的87.23%。再次是西城区社区街道行政审批服务中心包括民营企业主和普通民众在内的群体，对改革方案的认可度两项加起来达到74人，占被调查对象87人总数的85.05%。而对本次改革方案评价比较低的则是行政级别比较高的地市级领导干部。比如中国公安大学优秀公安局长（地市级副市长）培训班的领导人员，在回答前两项问题时，结果加起来只占72.22%。这说明，对本次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转变政府职能方案的总体评价，由于这些不同群体所处的位置、地域、对政府的切身感受等方面的差异，对改革方案的看法和认知度是有明显差异的。一般来说，处在相对底层和落后地区的群体的认知度相对高些，行政级别高、处于权力重要地位的群体相对更加谨慎。出乎意料的是，国有企业司局级领导人员对改革方案的认知度明显高于同样级别的党政机关领导人员。

2．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的简政放权有很高的期待

以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为重点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对地方政府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是地方政府高度关注的问题，也是公务人员普遍关心的问题。为此，我们在调查问卷的设计中，以“您认为下列哪项政策最受地方政府欢迎？请说出您的理由”，设置了五个选项，请被调查的人员填写。这五个选项包括：减少和下放投资审批事项，减少专项转移支付和收费，减少部门职责交叉和分散，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改善和加强宏观管理、加强基础性制度建设。从统计的结果看，排在首位的是“减少和下放投资审批事项”，共221人，占被调查总人数的44.29%；其次为“减少政府部门职责交叉和分散”，共175人，占35.07%；第三是“减少专项转移支付和收费”，共127人，占25.45%；第四是“加强基础性制度建设”，共114人，占22.84%。这说明，对地方政府而言，给地方更大的自主权，减少过多的投资审批，克服中央政府部门的部门利益、政出多门以及压缩专项转移支付改革，加强政府的基础性制度建设，都成为地方政府最为关注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央的一些重要改革举措对于地方政府重要性的判断上，不同类型的群体的看法和感觉出现了明显的差异，其中国家行政学院国有投资公司领导力提升培训班、北京西城区社区街道乡镇行政审批服务中心的前三项排名依次是：“减少和下放投资审批事项”“减少部门职责交叉和分散”“减少专项转移支付和收费”，而对于“加强政府的基础性制度建设”关注度较低。但是中国公安大学优秀公安局长（地市级副市长）培训班的学员，最关注的前三位依次是“加强政府的基础性制度建设”“减少和下放投资审批事项”“减少部门职责交叉和分散”。这说明，对于企业和基层街道社区的管理人员及其公众，更关注比较务实的一些重大改革事项，而作为司局级领导干部，则更关注政府治理的基础性制度建设。

3．企业期盼政府加快转变职能的步伐，给其松绑

简政放权，减少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审批和行政事业性收费，给企业更大的经营自主权，是本次行政体制改革的重点，也是转变政府职能的根本所在。在这方面参与调查的各个群体给予了极大的关注。比如在回答“下列哪项政策最受企业欢迎？请说出您的理由”这一选项时，有283人选择了“除法律、行政法规或国务院有明确规定的外，其他达标、评比、评估和相关检查活动一律予以取消”，占56.71%；有217人选择了“减少和下放生产经营活动审批事项”，占43.49%；还有108人选择了“减少资质资格许可和认定”（21.64%）,100人选择了“减少和下放投资审批事项”（20.05%），这说明绝大多数被调查的对象高度认可在处理政企关系方面，政府要更多地为企业松绑，坚决取消不必要的认证、检验、许可和审批。在回答理由时，大多数都集中在“检查活动重复频频，效能效果不佳，对企业的干扰太多”“企业负担过重”“费时、费钱，没什么效果”“给基层添乱，走过场，吃拿卡要。耍威风，不了解不理解基层”“太多限制，滋生腐败，企业失去活力和自主性”，以及“可增强企业活力，落实企业自主权”“减少资源浪费，转变社会风气”等。这说明，即使广大政府公务人员，对这个问题的本质看得也是很清楚的。

4．社会公众期望政府不要与民争利，确立服务理念

对于社会公众来说，绝大多数人都希望政府能够通过实质性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克服政府自身存在的与民争利、对社会经济过多干预的问题，真正成为一个在法律约束下的服务型政府。本次问卷调查也证实了这一点。比如在回答“下列哪项政策最受社会广大民众欢迎？请说出您的理由”这一问题时，选项最高的是“加强依法行政”，多达203人，占40.68%；其他依次是：“减少部门职责交叉和分散”,189人，占37.86%;“改革工商登记制度”,140人，占28.05%;“加强基础性制度建设”,89人，占17.83%;“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77人，占15.43%;“改善和加强宏观管理”,36人，占7.21%。在填写理由时，多数人认为“要强本固基，依法行政””依法行政是提高公信力的基础””政府部门职能交叉、分散，可以推责，不负责任”“到政府办事，管辖部门太多，效率十分低下”“鼓励全民创业，规范社会秩序”“先抓顶层设计，政治改革是首要”以及“加强公益事业和基层建设”等。这说明目前对政府的许多为民办事服务，公众都不满意。

（四）对以简政放权和转变职能为中心，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关系的看法

以政府向市场放权、政府向社会放权以及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放权为重点的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是本轮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为了了解被调查对象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本次调查问卷通过多个问题选项，重点了解党政公务人员、企事业单位领导人员以及基层社区工作者等对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以及政府职能配置、对经济社会等各项事务的管理和服务的看法和感受。

1．大幅削减政府权力，减少政府过多干预

在问到“‘放权’是此次职能转变方案中一个突出特点，深受社会各界关注。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时，有325人回答赞成，占65.13%；并认为目前我国各级政府的权力过大、管得太紧、太死，应该坚定地推进这项改革，实现政府向市场放权、政府向社会放权，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更好地发挥社会组织在社会服务中的作用。与此同时，很多被调查的对象还对政府管理中的越位、错位等现象深感不满。比如有287人、占57.52%的被调查对象选择了“当前政府管理错位越位问题还比较突出”，并认为简政放权的核心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激发经济社会活力。当然，对如何实现“管放平衡”，很多人也给出了明确的意见。有56.51%的被调查者认为“放权不等于放松管理，在一些涉及国家利益和群众利益领域的行业还要加强宏观调控和监管。把该放的权放到位，把该管的工作管好管住”。也有约10%的人对实现“管放平衡”持怀疑态度，他们担心“权力下放后会造成社会秩序和管理混乱，容易造成地方各自为政”，因此主张“有关方面必须在制度上机制上精心做好设计，否则会走向另一个极端”。

本轮行政体制改革与转变政府职能中的一个重要改革选项，就是为了实现政府向市场放权，中央决定改革企业注册登记制度，基本思路就是降低市场门槛，鼓励人们创业。对于这项改革，被调查者多数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比如在回答“本轮改革中的一个重要亮点是，改变企业注册登记制度。你认为降低企业注册的门槛会产生什么后果”问题时，有42.28%的人选择“在鼓励人们创业方面会产生深远的影响”，有50.30%的人选择“能激发市场活力，为企业的自主发展提供保障”，两项加起来，达到92.58%；另外还有17.84%的人选择“给政府部门管理带来很大困难”,7.6%的人选择“可能引起市场秩序的混乱”。这说明对于这项改革，还有少部分人有一些担忧，应该引起有关部门的足够重视，因为一旦包括企业注册资本金也不设市场门槛、基本放开后，如果相关管理跟不上，确实可能造成一定的混乱，如何实现“宽进严管，制度保障”，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

与政府向市场放权相比，有关政府向社会放权的改革举措，被调查者的担忧似乎更多一些。比如在回答“社会组织发展后，政府将要把大量的服务性职能转移出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你对此项改革前景的态度是什么”时，回答“乐观看好”的只有128人，占25.65%，而回答“很难，政府未必愿意把一些职能转移给社会”的占31.46%，甚至还有34.87%的人认为“购买服务的运行仍然可能带来腐败”，有6.8%的人根本就“不看好”，认为政府“又在走过场”。这说明，由于社会组织在我国发展的时间尚短，又不很规范，所以社会对其的疑虑还是比较大的。如何在促进社会组织快速发展的同时，注重社会组织素质的提升，应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

与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疑虑相联系，对于本次行政改革中有关社会组织的“双轨制”管理改革，多数人也同样表现出较大的疑虑。比如在回答“本轮行政改革在社会组织的管理方面有重大突破，对行业协会、商会、科技类社会组织、公益类社会组织以及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成立不需要再找政府主管部门。你认为取消双轨制管理，会对社会组织的发展产生什么样的影响”问题时，只有35.07%的人认为“能极大地推动社会组织的大发展”，而认为“政府对社会组织的干预还会以其他形式表现出来”的占28.46%，认为“社会组织的自主性未必能够得到一定的保障”的占20%，还有17.43%的人认为此项改革“有可能引起社会组织的无序发展和混乱”。从以上调查的结果看，尽管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是一个比较好的制度设计，但要真正实现，还有诸多阻力和困难，不可小视。

2．改革行政审批制度，釜底抽薪

大刀阔斧地改革现有不合理的行政审批制度，是本轮行政改革中的突破口和抓手，也直接关系到这次改革的成败。对于这项改革的重要性、艰难性，被调查者中的多数人都有比较清晰的认识和判断。比如在回答“有人说，如果审批权力不放到位，精简后的机构必然会再次膨胀”，回答赞成的达到50%。而有52.9%的人认为“审批权下放一定要科学论证，按法律程序办事，不能朝令夕改、随意性太大”，还有41.1%的人认为“一定要做好精简后的机构内部‘三定’方案，靠制度规范和约束权力”。这说明多数人对中央下决心改革行政审批制度持支持态度。至于本次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能否到达预期目标，多数人认为关键在于中央的改革决心。比如有56.91%的被调查对象认为“只要中央真抓实干，肯定可以实现预期效果”。当然也有相当比例的被调查者持怀疑的态度，如有17.03%的人认为这项改革“可能具有短期效果，长远看来不抱太大希望”，更有10.62%的人认为“根据建国后实施的历次改革情况看，很难达到预期效果”，另有13.62%的人认为“目前还无法判断”，这三者加起来已经达到31.27%。

对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阻力，被调查者也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在回答“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最大难度在哪里”这一问题时，有58.92%的人认为来自于政府的“部门利益”，有21.04%的人认为来自于“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19.04%的人认为“审批、许可是实现权钱交易最简便的方式”，有15.83%的人认为“阻力主要来自中央政府的各个部门”，还有10.22%的人认为“地方政府不认真履行中央的审批制度改革政策”。从以上被调查对象的回答可以清楚地看出，部门利益无疑成为阻碍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最大因素，而严重的部门利益后面，往往又隐藏着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或者为权力寻租提供了条件。这从另一角度证明改革行政审批制度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为了保证本次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能够顺利进行，不少被调查者提出了许多重要的建议。如：有70.54%的人认为要“通过司法措施规范行政审批权限的设立、取消，要下放审查程序，约束现有和新增审批权的规范性、科学性”；有17.84%的人认为，“国务院各部委、各级政府应设立巡查组，定期督导和检查各地各部门相关审批权限清理工作”；还有14.83%的人认为“国务院和各地方政府可以设立‘行政权限审查委员会’，专门审查有关审批权是否超越权限”等。这些建议具有一定的价值，闪烁着智慧的火花。

3．改革专项转移支付制度，促进财政公平

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一直是影响央地关系的重要因素。1994年我国实行分税制后，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也逐步确立。但到目前为止也暴露出诸多问题。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常规性转移所占比重太低，专项性财政转移所占比重太高，引发了多年来的“跑部钱进”现象，助长了不正之风，甚至产生严重的腐败。为此，本轮行政改革中一个重要改革内容，就是在中央向地方放权中，要同时对专项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进行改革。对于此项改革，多数被调查者持谨慎乐观的态度。比如在回答“你认为这次减少中央专项转移支付制度改革，能遏制‘跑部钱进’的不正之风吗？”问题时，只有4.8%的人回答“能”，有48.9%的人回答“会产生一定影响”，两者相加超过50%；而回答“很难”的占14.02%，回答“不一定，要看是否动真格的”占18.64%，还有10.02%的人回答“不要抱多大希望”。这说明，对于此项改革，人们的疑虑和担忧还是比较多的。在如何重构包括专项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在内的中央与地方的财税关系方面，我们面临的挑战是比较大的。

（五）对本次国务院机构调整的基本看法

优化政府结构，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体制保障，也是避免政府部门之间职能交叉、重叠，政出多门、多头管理的重要前提。本次国务院机构改革与职能转变方案，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淡化机构调整，突出了政府职能转变。通过机构整合，使国务院的机构设置更加科学合理。从被调查对象对本次机构调整的总体反映来看，大体集中在三个方面。

1．大部制改革并不是部门越少越好

在回答“你对本轮大部制改革的基本判断”问题时，回应最多的是“部门并不是越少越好，关键在于要理顺职责、权利和义务的关系”，占58.52%；回答“部门之间职责交叉、权责脱节、争权诿责现象依然较多，行政效能不够高”的占46.09%。另外三个选项基本相差不远，认为“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不能简单照搬西方国家大部制模式来管理社会”的占39.08%,“机构设置不够合理，对行政权力的制约监督机制不完善，腐败现象日益严重”的占32.04%,“稳步推进大部制改革工作，为避免走回头路，可先在一些地方搞试点，先行先试，待时机成熟之后推向更广范围乃至全国”占26.85%。因此，如何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同时，结合中国国情设置好政府的组织框架，使其相对稳定、有效，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2．对组建食品药品监管总局评价最高

在回答“您认为在此次国务院大部制改革中哪几项改革社会最认可”这一问题时，被调查者的评价次序是：对“组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评价最高，占47.49%;“重新组建国家海洋局”，占43.48%;“撤销铁道部，组建中国铁路总公司，实行铁路政企分开”，占41.48%;“重新组建国家能源局”，占21.64%;“组建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占15.63%;“组建国家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占14.43%。这说明不管是公务人员、企事业人员还是基层民众，都对与民众关系最直接、社会反映最强烈的食品药品安全问题最关注，给予了较高评价。这在一定意义上也反映了公众的期盼。

3．对建立和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最为期待

建立和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必然要求，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迫切心声。我国现阶段存在的一些不公平现象，说到底都与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短缺、公共服务体系不完善有关。被调查者普遍对这个问题给予高度关注。比如在问到“下一步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应当是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过程中，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公共服务体制”时，有59.32%的人回答“十分赞同，很有必要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工作，扩大公共服务覆盖范围”，有33.67%的人回答“支持，但在实施时会有一定困难，比如有些地方经费财力不足等”，两者加起来高达92.99%，充分反映出社会对改善政府公共服务的期待和盼望。

（六）对转变政府作风、改善政府管理方式的看法

加大政府自身改革的力度，在整个行政体制改革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过去我国行政体制改革中存在的许多突出问题，都与政府自身改革相对滞后有关。因此，许多群众反映说，我们改革公众的、改革社会的，相对改得快，如减员增效、下岗分流等；而改到政府自身的问题，就遇到了比较大的阻力，比如“三公消费”改革、提高政府的公开性和透明度改革等。为了了解被调查者对这方面的问题的真实看法，我们主要从多个角度对其进行了调查。

1．对中央转变作风的八项决定能否持续有一定担心

比如在问到“中央八项规定初见成效，您对这种效果的持续是否有信心”时，有31.86%的人回答“充满信心，中央领导带头执行，以身作则”，有28.46%的人回答“比较有信心，在社会上已经有很强的威慑力”，两者加起来共60.32%；但还有26.65%的人回答“很多地方在执行八项规定时有些偏差，形式主义比较重”，28.46%的人回答“担心时间长了，八项规定就如同一阵风飘忽而过”，两者加起来也高达55.11%。这说明一方面多数被调查者对转变作风的八项决定实施的成效给予了充分肯定和较高的评价，但对这个问题的担忧依然难以打消，这种矛盾心态从反面证实了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和有可能出现的反复性。

2．对提高政府管理的公开性、透明度的评价不高

对官员财产申报和公开制度的建立有很高的期待。在回答“您认为目前政务公开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是什么”时，被调查者回答结果的排序依次是：“信息公开不及时”和“信息公开不全面”（47.29%）,“政府部门主观意志太强，公开的随意性太大”（44.49%）,“公众参与渠道较少”（42.28%）,“信息公开渠道不畅”（28.46%）,“能在网上办理的事项太少”（24.05%）。这说明包括公务员在内的官员和企业事业单位人员以及基层普通民众等，对政务公开的满意度还是比较低的。

在回答“您认为，官员财产公开制度对于反腐败有多大的作用”时，有52.1%的人回答“作用不可估量，将从根本上打击腐败”和“作用很大，对减少腐败有积极效果”，这说明多数人对于官员财产申报和公开的反腐作用是肯定的。不过由于这个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和敏感性，也有34.47%的人回答“不好说，取决于配套措施和最高层的执行决心和力度”，有15.63%的人认为“没什么用，现在房产信息、金融账户信息等没有实现全国统一联网，很多官员还在和纪检部门‘躲猫猫’”。这从另一个层面说明，要建立有效的官员财产申报和公开制度，还必须跟进一系列相关的配套改革和举措。

为了进一步了解被调查者对中央提出的建立不动产登记制等政府管理基础性制度的看法，本问卷专门设立了一个调查题目。在回答“通过本次改革，要建立不动产登记制、公民代码制和组织机构代码制。这些基础性制度的建立，你认为会对政府管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时，有70.34%的人回答能够“大大提高政府管理和服务的水平和能力”,“有助于改善政府的管理和服务”，还有23.25%的人回答“为查处贪官、遏制灰色收入的泛滥和企业违规行为提供了重要手段”，只有13.63%的人回答“只能是花了大笔钱，不会收到多少实质性成效”。这说明，多数被调查者对建立政府的上述基础性管理制度不仅支持，而且对其的作用也有比较高的期待。

3．对政府自身的公信力有巨大的担忧

政府公信力问题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正像习近平总书记讲到的，人心向背决定执政党的生死存亡。为了了解被调查者对这个问题的真实想法，我们设计了专门问题进行调查。比如在问及“目前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公信力如何？如果以百分制来打分，您会选择多少分数”这一多选项时，认为我国政府公信力强、打90～100分的，只占3.61%，认为“政府公信力比较强”、打分在80～90分的占14.43%，两者加起来只有18.04%；而认为“政府公信力一般”、打分在70～80分的占32.87%，认为“政府公信力比较差，老百姓对政府信任度越来越低”、打分在60～69分的占29.26%，回答“政府公信力非常差，民愤很大”、打分在59分以下的占12.83%，后两项加起来高达49.7%，几乎达到一半。有的在“其他意见”中留言认为，“政府谈不上什么公信力，而是严重脱离群众、脱离实践，老百姓在有些地方连镇政府的门都进不去，关键要解决最基层政府的公信力问题”。有的甚至留言说，“不知道打多少分，因为部分地方政府已无公信力”“越在基层，越欺骗，忽悠老百姓”。

上述调查结果很发人深省。因为参与此次问卷调查的对象，绝大多数是党政领导人员和企业事业单位的领导人员，普通民众还是比较少的。连这些完全在体制内的重要成员都对目前我国政府公信力如此担忧，确实说明问题的严峻性。如果我们再不采取严厉举措，改善公共治理，约束公权力，政府公信力下降发展下去后果不堪设想，值得我们高度关注。

（七）对未来行政体制改革的期望以及政策建议

为了让被调查者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动员社会参与，我们在问卷的最后征集被调查者对下一步行政改革的期望和建议。比较重要的包括：“建立强大的监督体系，大力治理腐败问题”“经过专家论证，认为确实可行的方案确立后，中央要坚定不移地推进，不能半途而废”“简政放权，依法行政，抓铁留银”“以最大的勇气释放改革的红利，加大法制建设，加强教育，建立诚信体制”“行政体制改革设计要成立一个脱离行业的委员会来设计，防止改革利益部门化，行业化”“依法行政，以人为本，尊重物权”“加强法律、制度的可操作性”“要注重加强党内建设，加强对行政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加强对基层的调研；以社会稳定和谐发展为首要任务，稳步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大部委改革中不应忽视国家发改委等权力高度集中的部委”“互联网时代，行政体制改革中应重视加强国家信息化建设的科学指导、信息管理和软硬件强化”“行政体制改革中要突出整合、放权，突出重点、全面、创新”“建立健全相关的制度，科学鉴定政府行政审批事项”“完善法律体系建设，依法治国。改革分配制度，加大社会公共服务投入”等。

国家相关文件情况附件1—附件7

附件1

附件2

附件3

附件4

附件5

附件6

附件7

课题组长：魏礼群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汪玉凯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执笔人：汪玉凯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家行政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