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类型”与“模式”：乡土社会的多样性

无论是雷德斐尔德还是费孝通，在将人类学的这种微型社区调查与分析方法应用到所谓文明社会的乡土社会研究中时，都遇到了社区差异性的问题。

一般来说，人类学家在所谓的“部落社会”或者“原始社会”调查时，选择一个点长期调查，这一方法论的基础是假定“部落社会”具有同质性，即“部落社会”所有的村落都有同样的社会结构与文化，对一个点的调查能概括“部落社会”的整体社会与文化。显然，对那些可能还没有形成“国家”这类跨村落社会组织体系的社会而言，该假设虽然存在很大的问题，但大体上还能言之成理；不过，当同样的方法被应用到一个国家体制下的乡土社会研究时，乡土社会的复杂性与彼此之间的差异性问题马上出现在这些研究者面前。

为解决这一问题，费孝通与雷德斐尔德在完成第一步的田野调查之后，都选择在各自研究区域内做多点的社区比较研究。费孝通在从英国学成归来后，由于抗战的限制，只能在后方进行调查。他在云南选择了禄村、易村与玉村三个社区进行调查，在他看来，这三个社区分别代表了社区的三种类型，其中禄村以农业为主，易村以手工业为主，而玉村则是一个商业发达的社区。当然，费孝通并不认为这三种社区涵盖了中国社区的所有类型，但他认为可以通过这种类型的发现、区分和比较，覆盖中国乡村社会的多样性，从而最终达到对中国社会整体比较完整的认识（费孝通，2006a: 7）。

雷德斐尔德同样也在尤卡坦地区选择了四个社区进行比较研究。不过，他是按照乡村社区与都市关系的远近来选择的。在那里，雷德斐尔德除了试图认识和理解墨西哥尤卡坦地区的社会与文化外，似乎更希望从对这一地方性社会的研究中抽象出从乡土到都市的一种普遍性的模式，并由此发展出“乡土社会”（或“俗民社会”）和“乡土-都市连续统”等概念来描述与分析乡土社会及其变迁。雷德斐尔德认为所谓“乡土社会”是指那类“性质是小的、与外界隔离的、无文字的、同类的、团结意识强的”社会（瑞德斐，1949: 95）。在雷德斐尔德眼里，这种典型的“乡土社会”与理想的“都市社会”是完全分立的社会，是一个连续统的两端，而我们所考察的具体的乡村社区则处在从“乡土社会”到“都市社会”这一连续统之中的某一位置。在他看来，他所考察的尤卡坦地区的四个社区代表了从“乡土社会”向“都市社会”过渡的四种类型。显而易见，雷德斐尔德的研究方法是从具体社区研究中归纳与概括出理想模型（模式），用这种概括出来的典型的、理想的模型（模式）来更好地规范认知一个具体的乡村社区，从而在这一理论框架下对社区的性质及其社会与文化变迁进行理论分析。而这一理论框架，在他看来，不仅适用于对尤卡坦地区的社会与文化进行分析，也适用于对世界上任何乡土社会的分析。

也就是说，虽然都意识到了社区多样性的问题，但费孝通与雷德斐尔德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却相当不同。对费孝通而言，他认为只有对中国乡土社会多样性的类型积累足够多的经验研究之后，才有可能对中国社会整体进行归纳与总结；而雷德斐尔德则在初步进行了一些经验研究之后，就试图提出有关文明社会的一种普遍性模式，而将具体社区的多样性理解为文明进步与社会变迁上的差异性。显然，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思想方法。

一直到这一时期，费孝通与雷德斐尔德虽在各自的研究领域进行类似的调查研究，但他们彼此并不认识，也没有互通信息。不过，由于与派克教授有共同因缘，1943年，两位人类学领域内文明社会研究的开拓者有幸相遇，开始了密切的交往与交流。

居中牵线的是雷德斐尔德的夫人玛格丽特·派克·雷德斐尔德（Margaret Park Redfield）。玛格丽特1932年随父亲来华，懂中文的她也与费孝通等中国学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种友谊与记忆一直持续到派克教授返回美国之后。1942年，美国为表示对同为同盟国的中国的支持，邀请中国学者访美以加强两国间的文化交流与合作。1943年，从英国回国不到5年但已在国内学术界崭露头角的费孝通获得此次访美机会。同年6月，第一批受美国国务院文化关系司邀请的包括费孝通在内的6位中国教授经重庆—加尔各答—南美抵达美国迈阿密。费孝通在美国期间具体到三个机构——太平洋关系学会、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进行为期一年的访问与合作。1943年11月，当费孝通刚被安排到派克教授使用过的办公室（其时派克教授已退休，且到南部度假去了）时，玛格丽特就出现在他的办公室门前。

1943年11月至1944年1月费孝通住在芝加哥大学，在其后的4～5月又重返于此。在芝加哥大学期间，费孝通受到雷德斐尔德一家如同家人一样的关照。在芝加哥大学，费孝通也与玛格丽特建立了相互合作的模式，即由费孝通根据中文底稿逐句口译，玛格丽特边记边问，然后写成英文。这一时期，他与张之毅等人合作的《云南三村》一书被译成英文Earthbound China。在1944年4月费孝通重返芝加哥大学时，便住在雷德斐尔德的乡间旧居里写作该书的最后一章，与雷德斐尔德一家“日夕相处，情谊颇笃”（中国社会科学院访美代表团，1979: 38）。

这也是费孝通与雷德斐尔德的初次见面。显然，在那段时间，费孝通有充分的时间与雷德斐尔德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多年以后，费孝通还跟雷德斐尔德的女儿回忆起他们当年见面的情景：“我在三十年代并不认识她的父亲，天各一方，但是到四十年代见面，却发现我们平行地在研究同一个领域，得到很相近的体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访美代表团，1979: 38）

费孝通没有具体说明他们“相近的体会”是什么，但显然，各自的田野经验与研究上的得失是他们交流的重要内容。他们之间的相互影响也很迅速在各自的工作中体现出来。费孝通对雷德斐尔德的方法论有强烈的共鸣，他在Earthbound China的写作中很迅速地对雷德斐尔德的研究方法做出了回应：

只有当差异与一个普遍原则相联系时，他们才是有意义的，尽管这一普遍原则可能纯粹只是假设的。早期的社会人类学受进化论之惠非浅。但是由于这一理论过于简陋，以及那些被称作“进化论者”的人们头脑过于狭隘，逐渐出现了对这一理论的反作用，一些对立的思想派别产生了。然而，这些学派并没有能够提供关于文化的理论，它甚至走得更远，以至于否认了总体研究的可能性。因而它只是人类学发展史中的一股非建设性力量。如果我们不满足于使人类学成为个博物馆标本的大杂烩，就必须努力以一种更为系统的方法来组织人类学材料。这就是布朗教授（Radcliffe-Brown）多次提醒他的学生，一个田野工作者首先必须在自己的头脑里装备一个理论。田野的工作就是检验这一理论。雷德斐尔德教授（Robert Redfield）在尤卡坦（Yucatan）的研究工作是这种类型的田野研究的最好例子。他的著作不仅是对他所研究的四个社区的描述，仅仅表明它们是多么地与众不同，而且他还努力使用一个从民间文化到现代文明的文化变迁理论来解释它们的不同之处。他对变迁过程的定义建立于在这些社区内的具体观察的基础之上，并以能够在其他田野中加以应用和检验的概括性术语来表达。自然，这里面存在对这一理论的内容的批评余地，因为同其他理论一样，它仅仅是供进一步研究的工作假设而已。但是他所使用的方法对现代社会人类学来说意义是非凡的。（费孝通，1999a: 411）

这段话应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表明在芝加哥大学的那段时间，费孝通在理论与方法论上都受到雷德斐尔德的重要影响。首先，在方法论上，我们看到费孝通开始认为应该带着理论预设从事田野调查工作，而蝴蝶标本式的分类工作不能达到对社会现象整体上的认识，强调经验研究的目的是获得普遍性的理论构建，而进一步的个案研究也是为了验证已有的理论假设。其次，费孝通也熟悉了雷德斐尔德有关“乡土-都市连续统”的理论。因为时间紧迫，费孝通并没有在《云南三村》的英文版本中具体应用雷德斐尔德的思想与观点，但我们看到这一影响在费孝通接下来的工作中得到了体现。

与此同时，雷德斐尔德也在与费孝通的交流中加深了他对中国社会的理解。雷德斐尔德很快确定了与费孝通合作研究中国的计划，这一计划甚至在费孝通还没有回国时就已开始实施：费孝通通过他在国内的老师吴文藻等人向雷德斐尔德发出来华邀请，而雷德斐尔德也在美国开始申请各类基金为研究做准备。1944年9月，雷德斐尔德踏上了来中国的旅程，不幸的是，因牙疾发作只能中途返回美国。然而，他并没有放弃这一计划。1948年，雷德斐尔德终于抵达北京，准备开始与时任清华大学教授的费孝通的合作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