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九一八”事变后疾呼和发动抗日斗争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九一八”事变，发动了侵占中国东北的大规模战争。这是对中国的侵略，是在国家之间发动的战争，也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开端，性质非常严重。

但是，国民党实行了不抵抗政策。早在1931年春夏，统治东北的张学良就发现“日本对东北之密谋”，判断“日本推展其大陆政策，有急侵满蒙之意”，向蒋介石建议：“吾人自应早为之计。”但蒋介石回复他：“此非对日作战之时”，“宜隐忍自重，以待机会”。于是，在“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张学良下令“不抵抗”。由此，在“九一八”事变的几天内，日军迅速占领了沈阳、长春、安东（今丹东）、营口、凤凰城、吉林、海城、辽阳、鞍山、铁岭、本溪、抚顺、四平等二十多座城市。其后，在日军大举进犯锦州和哈尔滨等地的过程中，国民党继续实行不抵抗政策，结果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的4个月零18天里，日本侵占了东北三省128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日本国土面积的3.5倍）的大好河山。随后，日本在中国东北制造了一个伪“满洲国”，东北变成日本的殖民地。东北3000多万同胞惨遭涂炭，沦为亡国奴。

与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截然不同，中国共产党在“九一八”事变后立即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坚决抗日的主张，号召全国掀起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的抗日斗争。

1931年9月20日，中共中央和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分别就“九一八”事变发表宣言。9月22日，中共中央又做出《中共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宣言和决议的主要内容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反动性质和罪恶目的。中共中央指出：“这严重的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积极殖民地政策之产物，是日本企图武装占领整个满洲及东蒙的最露骨的表现，是将满洲更殖民地化”，“其显明的目的显然是掠夺中国，压迫中国工农革命，使中国完全变成它的殖民地。”第二，严厉谴责了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中共中央指出，国民党不抵抗主义“出卖民族利益”，给日本武装占领东北当了“开路先锋”。第三，提出发动民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抗日救国主张。中央号召：“全中国工农兵劳苦民众必须在反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推翻帝国主义统治，争取中国民族解放的利益下，实行坚决的斗争，一致反对日本强暴占领东三省实行帝国主义压迫的战争，为拥护苏维埃中国，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革命战争，以解放中国。”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立刻撤退占领东三省的陆海空军！”等口号。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指示。指出党在这次事变中的中心任务是加紧组织、领导、发展群众的反帝国主义运动，激发群众的民族自觉，而引导他们到坚决的无情的革命斗争上来，“真正地进行革命的民族战争”。中共中央特别强调：“中央责成各级党部及全体同志以布尔塞维克的坚决性与无限的革命热忱来进行”这些工作。其后，针对日本对东北的扩大侵略，中共中央多次发表宣言，号召“全中国的民众，自动的组织起来”，开展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民众自己武装起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与日本帝国主义作坚决的民族战争”!

对于身处抗日斗争第一线的东北党组织，中共中央明确指出其任务是发动直接的抗日斗争：特别在满洲更应该加紧组织群众的反帝运动，发动群众斗争（北宁路，中东路，哈尔滨等），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指示中共满洲省委：“加紧在北满军队中的工作，组织它的兵变与游击战争，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严重的打击。”1931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在《关于满洲士兵工作的指示信》，要求满洲省委：“抓住有利时机，建立游击队和开辟游击区。”同月，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周报》发表了周恩来的文章《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与我们党当前任务》，指出：现在组织“救国义勇军的组织已成为工农劳苦群众的普遍要求，我们要领导工农及一切被压迫民众自己组织武装的救国义勇军”。

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中共满洲省委领导东北各地党组织全力以赴，迅速掀起反抗日本侵略的斗争。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各地兴起大量的“抗日义勇军”。中共党组织积极支持和帮助这些“义勇军”的抗日斗争。仅1931年末到1933年初，派往“义勇军”工作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互济会和反日会成员就在250人以上。如共产党员李延禄、胡泽民、孟泾清、金大伦、周保中、贺剑平、刘静安等到吉林抗日救国军王德林及其所辖之吴义成、孔宪荣等部，开展抗日工作。李延禄曾担任王德林抗日救国军司令部参谋长和游击司令（后兼任新组建的补充团团长），孟泾清、刘静安分任救国军参议长，金大伦与贺剑平任宣传部正、副部长，胡泽民担任吴义成部前方司令部参谋长，周保中担任救国军前方司令部参议、救国游击军总指挥等。邹大鹏任邓铁梅东北民众自卫军的政训处长，冯基平被派到第四路义勇军中工作并被任命为秘书处长。李兆麟和林郁青等到辽阳小堡组织“第二十四路抗日义勇军”，党又派孙乙泰、魏拯民等来这里开展工作。经共产党员王仁斋、刘山春的工作，辽宁民众自卫军第九路军的参谋长、政治大队长、卫队连长都由共产党员担任；中共海龙县委先后派二十多名党团员和五六十名互济会、农会、反日会群众骨干到该部工作。他们在这些部队的抗日活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与此同时，中共在东北组建自己领导的抗日武装。为此，中共满洲省委先后派省委军委书记杨林、杨靖宇等到南满，中共大连市委书记童长荣到东满，省委军委书记赵尚志到巴彦、珠河，省委秘书长冯仲云到汤原，进行创建抗日武装的工作。

在大量工作的基础上，1932年5月，张甲洲等组建巴彦游击队，队员200多人，张甲洲任队长，赵尚志任政委。游击队迅速发展到700多人，主要活动在巴彦、呼兰、绥化、庆安、铁力一带。6月4日，中共磐石县委在原有武装游击队（俗称“打狗队”）的基础上，吸收在群众斗争中经过考验的优秀青年，组建磐石工农反日义勇军（对外宣称“满洲工农反日义勇军第1军第4纵队”）。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奋战，1933年2～3月开始逐渐形成一个以红石砬子山为中心方圆几十里的比较固定的游击区域，“游击区在磐石、伊通、烟筒山之间，根据地红石砬子”。

其后，海龙、延吉、和龙、珲春、汪清、安图、汤原、饶河、珠河、密山、宁安等地相继组建了抗日游击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迅速发展壮大。

1933年初，因东北抗日“义勇军”成分庞杂、组织混乱，各部之间缺乏团结协调等，在日军进攻下，其基本部队在失败后瓦解。中共党组织派人收拢抗日义勇军余部，把它改编成抗日游击队。如王德林部救国军失败后，李延禄将其残部改编为东北抗日救国游击军，继续在宁安、东宁一带活动；周保中率所部两个连与李荆璞的工农义务队会合，联合原密山人民革命军第二团王毓峰所部和救国军余部柴世荣旅，共约500人，成立了以他为主任的反日同盟军办事处，继续抗日。

从1933年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成为东北抗日斗争的主力。

1933年9月18日，杨靖宇领导的磐石游击队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独立师重创伪军邵本良部，连克三源浦、凉水河子、八道江等敌人重要据点，声威远振。大批义勇军、山林队相率向其靠拢。从1934年1月开始，独立师便联合几支抗日义勇军和山林队共同作战。2月21日，独立师司令部召集16支抗日义勇军队伍代表开会，通过《东北抗日联合军宣言》，成立东北抗日联合军总指挥部，选举杨靖宇为总指挥，以第一军独立师为中心，领导对日作战，参加联合作战的义勇军部队有5000余人。在斗争中，独立师发展到800余人，游击区从以磐石为中心的8个县扩展至以通化、柳河、金川为中心的辉江南北20余县，纵横五六百里的广阔区域。1934年3月，东满各县游击队组建成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7月，该独立师一部联合十余支义勇军、山林队共同组成了抗日联合军指挥部，推选王德泰为指挥，参加联合作战的义勇军、山林队共1000余人。1934年3月，由珠河游击队发起，召集了以“爱民”“北来”“好友”“七省”为名的义勇军、山林队首脑举行会议，依照中共满洲省委提出的三项条件（不投降、不卖国、收复失地，抗日到底；拥护民众利益；允许民众武装抗日），成立东北反日联合军总司令部，推选赵尚志为总司令。

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中，中共领导的东北抗日力量不断发展。

1934年11月，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正式成立，杨靖宇任军长兼政委，参谋长为朴翰宗，政治部主任为宋铁岩。全军800余人。

1935年5月，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正式成立，王德泰任军长，魏拯民任东满特委书记兼政委，李学忠任政治部主任。下辖3个师，全军约1200人。

1935年1月，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成立，赵尚志任军长，冯仲云任政治部主任，下辖3个团。1935年9月至1936年春，扩编为6个团（后相继扩编成6个师），全军约7000余人。

第四军、第五军都是以党直接领导的抗日队伍为骨干、联合救国军余部和其他抗日武装队伍而建立和发展起来的。第四军初名“东北抗日同盟军第四军”，前身是密山人民反日革命军和密山游击队，1934年10月成立。李延禄任军长，何忠国任政治部主任。下辖4个师。1935年，改称东北反日联合军第四军，全军约230余人。第五军成立于1935年2月，称“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前身是绥宁反日同盟军。周保中任军长，胡仁任政治部主任，下辖2个师，全军约900余人。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六军的前身是汤原反日游击队总队，1936年1月成立。夏云杰任军长，张寿篯（李兆麟）任代理政治部主任，冯治纲任参谋长。下辖6个团，全军约1000余人。

东北人民革命军各部执行反日统一战线的方针，实行符合实际的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在艰苦的环境中英勇奋战，粉碎了日伪军的多次“讨伐”。到1935年，先后形成了南满抗日游击区、东满抗日游击区、绥宁抗日游击区、密山和勃利抗日游击区、饶河和虎林抗日游击区、汤原抗日游击区、方正和依兰抗日游击区、珠河和五常抗日游击区等大小8块抗日游击区，其中游击根据地15处。到1936年初，人民革命军的队伍已发展到6000余人，游击区扩大到40余县，人民革命军已经成为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坚强支柱。根据中共满洲省委的指示，各个游击区积极筹建了各级人民革命政权。例如，到1935年10月，南满共建立了15个乡政府、56个区政府。据1934年5月统计数据，磐石地区80%的农户加入了农民委员会，农民委员会达300多个。

1936年2月至1937年12月，中共领导的抗日部队统一整编为“东北抗日联军”，并由过去的6个军扩编到11个军。第七军由原东北人民革命军第4军第4团扩编成立，陈荣久任军长，崔石泉（崔庸健、朝鲜国籍）任参谋长。第八、九、十、十一军是在义勇军余部和抗日山林队的基础上建立的，第八军军长为谢文东（后叛变），副军长为滕松柏（后叛变），政治部主任为刘曙华；第九军军长为李华堂（后叛变），政治部主任为李熙山；第十军汪雅臣任军长，张忠喜任副军长，王维宇任政治部主任；第十一军祁致中任军长，金正国任政治部主任，白云峰（后叛变）任参谋长。东北抗日联军总兵力达3万多人，游击区也由40余县扩大到70余县，有的游击区已经连接成片，形成了东南满、吉东和北满三个大游击区，并建立了20余块游击根据地。这是东北抗日联军发展的鼎盛时期。

中共是在没有一兵一卒、没有任何军事基础的情况下开展东北抗日武装斗争的，是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过程中，抗日武装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人数不多的游击队发展到人民革命军，再发展到抗日联军，达到鼎盛时期11个军3万余人的。东北抗日联军是在长期孤悬敌后，与关内军民和党中央隔绝的条件下；在高寒地带的冰天雪地之中，在食不果腹、衣不暖身，极端困难的环境里；是在物质极其匮乏、用简陋武器与用现代化武装起来的日本关东军、伪满军，展开长期、持久游击战争的。进行艰苦卓绝、英勇顽强的斗争，创建游击根据地、开辟游击区，在长白山下到黑龙江畔的广大地区展开了大规模的游击战争。他们主动出击，攻袭敌占市镇、突击日军据点、破坏敌人交通、通信，捣毁日伪统治机关，迫使日本侵略者为维持其战略后方消耗巨大人力、物力、财力，使其反动统治不得安宁。消灭大批敌人有生力量，1936年3月18日，日本陆军省公布了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35年末日军在东北的伤亡数量：战死4200人，伤病17.13万人。而据日本关东军参谋部统计，1936年至1937年9月，日军死伤2662人。两项相加，1931～1937年的6年间，日本关东军死伤17.82万人。应该指出的是，日本陆军省的统计并不包括伪军。但仅此也足以看出，日伪军的损失是很大的，日本侵略者受到非常沉重的打击。

其时，中国共产党处于国民党“围剿”之中，但它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响亮地发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呼声，并坚决身体力行，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于东北部署和掀起了抗日战争。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抗日战争的最早倡导者、发动者和实践者，它在以行动践行自己抗日主张的同时，在全国人民面前深刻地展现了拯救国家和民族危亡的政治追求与救亡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