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在重回世界的中央，之所以说“重回”，是因为我们至少已经有过一次位居世界中央的经历，那就是大唐盛世。如今，盛世又一次向我们走来。

中华文明虽然有过盛衰起落，但文明之流从未中断。同一个族群（尽管不断汇入新鲜血液），使用同一种语言（尽管有方音的差异），书写同一种文字（尽管有字体的演变），持续数千年之久，这在人类文明史上是唯一的个案。历史学家汤因比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不止一次预言中国终将崛起复兴，但他的理由出人意表，竟是因为“中国拥有历史”！几千年的历史，在汤因比看来不是负担和包袱，而是崛起复兴的资源和原因，在这一点上，汤因比真是帮助中国人重塑文化自信的优秀外籍教师。

重塑文化自信，当然需要重新界定自己在世界文化中的位置。正值此时，有人为我们提供了一本特别有利于“温故知新”的好书《谁在世界的中央：古代中国的天下观》。此书初版于2010年，数年来作者勤加修订，面目焕然一新。

本书作者梁二平本为报人，却有强烈的学术追求，笔耕不辍，著述源源不断，实属报人中的异数。他长期关注海洋文化，多年来行走四方，足迹遍至中国全部省份，向外远涉40余国。行走远方虽在报人也不少见，但梁二平好学深思，多年来将自己修炼成了一个中国海洋历史方面的合格研究者，他和供职于著名大学或高端科研院所的学者们坐而论道，同坛讲学，全无“民科”或“民历”的拘执、偏狭、自卑、急切等情状，而是从容淡定，俨然大家——当然不是装出来的，我混迹学界垂40年，装不装自谓还是一眼就能看出的。我和他交往多年，这是他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地方。

若言梁二平的著述，突显报人文笔自不待言，他已经出版了好几种有影响的著作，较著名的有《谁在地球的另一边》《谁在世界的中央》《败在海上》等。这些著述从文本形式上看，大致相当于传统学人在撰写了一堆“学院派”学术文本的基础上所写的“雅俗共赏”之作。不出意料的是，梁二平当然没有写过一堆“学院派”学术文本——作为报人，我估计他也不屑于写这种东西。

但梁二平跳过了这个学术训练和积累阶段的表现，并不意味着他没有实际经历过这样的阶段。因为他是自学成才的，不会面临学术体制内的刚性要求——发表一堆“学院派”学术文本的目的，不就是为了证明自己成功经历了学术训练和学术积累的阶段吗？最终的学历和学位证书就是对这种成功经历的证明。而梁二平已经不需要这些东西了。

以前我曾将爱因斯坦说成“超级民科”，更多的是一种修辞策略，梁二平却是我们生活中一个真正成功的“民科”案例。在这个案例中，他没有遭遇到通常在这类事情上表现保守的“专业”学者的轻慢、嘲笑和拒绝。

成功的“民科”与通常“民科”的差别，主要表现在他们是否愿意遵从主流学术共同体的学术规范。如果遵守了这个规范，通常就不会遭到主流学术共同体的拒斥，梁二平就是这样的例子。他虽然没有“历史学博士”之类的头衔，但他会被主流学术共同体视为自学成才。反之，如果对主流学术共同体的学术规范不屑一顾，虽然如今也可以玩得很爽，甚至颇受媒体的宠爱，但仍然难免主流学术共同体的拒斥或轻视。绝大部分不成功的“民科”，问题都在这里。

梁二平研究海洋历史文化，早在“一带一路”之议提出之前好多年就一直在辛勤耕耘了。事实上，他的一系列著述可以作为一个成功的范例：学者坚守自己选择的园地，不忘初心，辛勤耕耘，不管它热还是不热。万一有朝一日它居然热了起来，比如“一带一路”成了国家政策，各种攀龙附凤的“学术研究”蜂拥而来，那也不是梁二平刻意等待的时刻。我经常喜欢用庄子的话来描述这种精神境界——“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这是学者在学术追求上的至高境界。

现在这本《谁在世界的中央：古代中国的天下观》的修订版中，梁二平将视野从海洋转向了大陆。

他从探讨中国古代方位观念的建构入手，将中国古代的天下观归结为一种“文化金字塔”式的天下观：越是高端的文化，就越是位于金字塔的上层（贵），同时也就越是位于天下的中央（华的位置）。

这样的观念当然有自大的成分，但也有着人道和公平的色彩。梁二平精辟地指出：“自大不是古代中国独有的毛病”，但问题是其他自大的国家，率先用炮舰来丈量世界，用罪恶的黑奴贩卖和鸦片贸易来帮助开拓殖民地，西方列强一度在世人面前羞辱了曾长期居于高端的华夏文明，使中国人也不得不跟着西方信奉起“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这种弱肉强食的低端丛林法则了。

如今，汤因比预言的伟大时刻已经临近，中国人将用新的历史向世人表明：即使西方列强借助昔日的船坚炮利将“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低端丛林法则强加给了全世界，华夏文明也可以在这丛林中成为优胜的“适者”——尽管在我们看来，适应弱肉强食这种低端的丛林法则并不会给华夏文明带来什么光荣，我们终将以新的力量重新光大华夏文明“和谐万邦”的传统理念。

2018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