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伯献图与大禹铸鼎的地图梦

古代中国的地图，始于何时？

很久很久以前，大禹奉王命去治理水患，有位老伯在河边捡起一片青石送给了大禹；聪明的大禹发现，那片青石原来是一幅治水用的地图；大禹依图治河，终于取得成功——这就是《庄子》《楚辞》等古代文献中都记载过的“河伯献图”的故事。

大禹和地图的故事，《左传》中也记录：“惜夏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像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这段话是说：在夏朝极盛时期，远方的人把地貌、地物以及禽兽画成图，而九州的长官把这些图画和一些金属当作礼品献给夏禹，禹收下“九牧之金”铸成鼎，并把远方人画的画铸在鼎上，以便百姓从这些图画中辨别各种事物——这是“禹铸九鼎”的故事。

至少在夏朝，中国就已有了青铜器。商周时把需要保存的重要文字铸于青铜器上，已是寻常之事；若将地图铸于青铜器上，也在情理之中。如果，我们拿这些源于战国的文字描述当史实，就会得出中国至少有4000多年绘制地图历史的结论。不过，这些传说都没得到考古实证。中国出土了许多型制不同的九鼎，至今没有见到铸有山川形势的铜鼎。

除了夏禹的传说提到地图之外，关于西周的一些文献也提到了地图。

比如，西周厉王时的散氏盘铭文，即记载了西周散与矢两国土地纠纷的事：矢国侵略散国，后来议和。矢国派出官员十五人来交割田地及田器，协议订约。矢人将交于散人的田地绘制成地图，在周王派来的史正仲农监交下，成为矢散两国的正式券约。青铜盘原为盛水的器皿，但散氏盘在镌铸契约长铭后，已然成为家国宗邦的重器。

再如，《尚书·洛诰》记载：西周周公旦辅政时，按照周武王的遗愿，决定营建东都洛邑，由召公到武王选定的地区，测量地形，作建都规划，新都洛邑建成后，称为成周。其中就提到了为选建洛阳城址而特意绘制的地图。

我们至少可以相信，商周时已有了很好的地图。但至今考古实践中，仍看不到商周的地图实物。目前发现的最古老的青铜地图是20世纪70年代河北平山县中山王墓中出土的铜板地图（见图1.19），它几乎就是青铜地图中的“孤本”。

图1.19 目前发现最古老青铜地图是20世纪70年代河北平山县中山王墓中出土的铜板地图，它几乎就是青铜地图中的“孤本”

这幅战国青铜地图，实际上是中山王的陵园规划图，图纵48厘米，横94厘米，铜图版上镶嵌着金银丝线条。图中详细整齐地排列了五个享堂的方位，图面规整，线条匀称，并注有相应文字说明。专家将其命名为《兆域图》，“兆”为古代墓与祭坛之称。此图现藏于河北考古研究所。

不过，《兆域图》毕竟表现的不是一个地域的方位图景。它还不能称为真正的中国最早的地图。传说早期的《孙子兵法》竹简上曾附地图卷，但至今没有找到考古实证。不过，依我在湖北九连墩出土文物展览中见过的绘有花纹的竹简卷子推断，当时应有在竹简上绘制地图的可能。

除了竹简，木版也是一种古人刻画地图的材料。《论语·乡党》中有“负版”之说，但是不是背着木版地图，专家说法不一。幸运的是在1986年天水放马滩秦墓发掘中，人们见到了战国木版地图，此为目前我们所见到的最早的古代木版地图。

这组战国末期的秦国县区地图，以黑线绘制在纵18厘米、横26厘米、厚1厘米的三块松木版的两面上，共有七幅。根据同时出土的竹简纪年和随葬品的特征推断，专家认为这些地图应为秦王政八年（前239年）的物品，是目前所知世界上最早的木版地图（见图1.20）。

图1.20 天水放马滩秦墓出土的木版地图6号图（墨线图）

放马滩木版地图反映了秦国统一后诞生的我国最早的县之一：邽县的地理概况。地图不仅绘有山川、河流、居民点、城邑，并有82条文字注记，特别是标注了各地之间的相距里程，其中的2号图中，还标注了北为“上”（与马王堆出土的《地形图》的方向相反，或表明了秦汉时代地图版式方向还没有一致规定，可以是上北下南，也可以是上南下北）。这些地图的目的性，可以从它的描绘内容去推想：它可以是地方官的《行政区划图》，也可以是《治水工程图》，还可以是《林木资源图》，更可以是保家卫国的《军事地图》。

秦汉以前的地理学在绘制地图方面是否有严格的标准，史无明确记载。晋代地图学家裴秀总结前人制图经验，提出了“制图六体说”，即分率（比例尺）、准望（方位）、道里（距离）、高下（地势起伏）、方邪（倾斜角度）、迂直（河流道路的曲直）作为绘图六原则。放马滩木版地图除没有明确的“分率”外，余皆具备。所以，这组地图被专家认为是“古代中国第一图”，现藏于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如果说《河伯献图》和《九鼎图》是后人借大禹这个传说中的人物，来表达祖先的绘制地图的愿望，那么，“放马滩地图”则可以说，是将人们带入了科学描绘空间世界的地图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