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1943年11月18日中午时分，新加坡丹戎巴葛普陀寺内，一位从中国来的佛教长老于自己所创建的寺中圆寂。这位长老在向晚辈做完交代后，就结跏趺坐，默念起观音菩萨名号，在不知不觉中，这一段人生的旅程已经走到了尽头。从他微闭的双目中，一幅幅画面在眼前飞快地逝去，他仿佛看到了福建故乡桐林的家中，一个孩子跪在观音像前祈祷，隔壁则是病重卧床的父亲；又好像回到了漳州南山寺，一对父子在一位比丘面前合掌落发；接着又是一片汪洋大海，年轻和尚的身影在汹涌的波涛中出没；后来，一座又一座寺院建筑在星洲拔地而起，一位接一位中国高僧于殿前演说妙音，而万里之外的泉州开元寺，桃树上正开满红莲……倏忽之间，七十二载岁月在不断切换的场景中终告谢幕。当中国和新加坡的上空有太阳旗飘扬的画面出现时，长老的眼中泛起了泪花，然而又很快合上，再也没有睁开。一旁的弟子们眼见此景，虽感悲痛，但也齐声诵念起“观音菩萨”，再看长老的脸上已满是安详。这位逝去的长老，就是本书的主要人物转道和尚。

本书将考察佛教高僧转道和尚（1872—1943）的事迹。他是一位在中国和新加坡两地佛教界都有着重要影响的大师。

在中国，他曾住持厦门南普陀寺，修建放生池，并数次为寺中所办僧伽教育事业筹款；他曾中兴泉州开元寺、漳州南山寺、厦门金鸡亭、厦门养真宫等闽南古刹，并亲手创办泉州开元慈儿院、佛教安养院、漳州南山佛化学校等近代影响深远的教育和慈善机构；1931年冬，他应闽南各界缁素人士之请，传三坛无量寿佛戒，七众弟子得以登坛受戒者七百五十六人，坛上诸阇黎外，尚有护戒缁素数百人，并同时举办千人大法会，使荒湮已二百八十余年的泉州开元寺戒坛得以恢复，泉州开元寺也由他改制为十方丛林；从与当时中国高僧的交往来看，虚云、太虚、圆瑛、道阶、弘一、会泉、宝静等许多人都曾得到他的支持和帮助。1929年4月12日，第一次全国佛教徒代表大会在上海觉园召开，成立了全国性的佛教组织——中国佛教会。转道和尚虽然长年侨居海外，他本人也几番推辞，但仍然被中国佛教会公举为名誉财政委员和监察委员。是故，在中国近代佛教发展中，他有着重要的地位。

转道法师是近代中国高僧赴东南亚传播汉传佛教的先驱，并且一大批中国高僧也是由他邀请而往南洋弘法。20世纪初，他从中国南赴新加坡，不仅创建新加坡普陀寺，以及该地首个十方丛林——光明山普觉禅寺，而且还倡办和组建新加坡佛教居士林、中华佛教会、（英文）佛教会（Buddhist Union）等佛教社团组织，由此奠定了汉传佛教在新加坡发展的基础，他也被称作“星洲佛门鼻祖”“新加坡佛教之开山祖师”“狮城佛教的奠基者”。是故，他在新加坡佛教发展史上，是一位重要的开拓者，是汉传佛教在新加坡建立体系的奠基者。从早期东南亚华文出版物中，我们可以发现转道法师在移民时代的南洋华人社会中颇具知名度，在时人心目中是一位高僧。例如，由南洋民史纂修所于1920年在槟城出版的《南洋名人集传》，该书第一批入选名单中就有“佛陀转道师”条目。

此外，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南洋地区，他还是佛教改革运动的重要支持者，并在很多方面有过开风气之先的尝试与实践，是一位具有革新思想的佛门领袖。

然而，这样一位在中、新两地有过重要影响的法师，却在去世之后渐渐湮没无闻了。四处查找文献，也仅能发现关于转道和尚的的零星记忆和片语只言，而今人对其进行系统研究的更是少之又少。更何况，由于缺乏新的资料，以致大多数对他的研究因循重复，而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则一笔带过甚至忽略不提，又或者是自相矛盾乃至以讹传讹。在对中、新两个国家佛教徒的访谈中也发现，转道在今天已经很少有人知道，而知之者多称其功劳巨大，佛门尚“欢喜赞叹”之风，但就事理，却也是在空泛而谈。

为何复兴祖庭、开山星洲的一代祖师在逝世后很快就被人们遗忘？又是什么让转道法师从中、新两地佛教界的历史记忆中淡出了呢？转道和尚生平为人低调，喜欢述而不作，不图文名。例如，其弟子寂英“一再请之于师，乞允录平日所闻以付梓”，转道却答“此身且空，何有于名，焉用文以自饰乎”。因此，他所遗留下的文字材料很少。此外，转道一生主要活动于中、新两地，而这两个地方在其身后都经历了一系列重大的社会变迁。如中国社会经历了长期的战乱及一次又一次的“革命”，新加坡也从英殖民地走向独立与建国，社会的动荡不安使本来就不是很多的资料散落于民间。资料的缺乏和收集不易，也是学界对其关注度不够的一个重要原因。

虽然，无论是在新加坡上还是在近代中国，他的地位和作用并不比当今世人所熟知的高僧逊色，但与那些为今人所热衷追捧的人物对比，转道法师的身后显得冷清许多。两种不同局面正好形成“有名者越有名，不闻者愈不闻”的马太效应。

任继愈指出：“科学地认识宗教，研究宗教，唯一正确的方法是用历史说明宗教，而不是用宗教说明历史。”对上述问题的解释，最好的办法也就是用历史来说明。从中国与东南亚两地社会发展的历史脉络来看，东南亚国家建构的历程、中国佛教向东南亚的传播发展、汉传佛教在东南亚在地化的经过以及人物自身的生命史等，形成了数条交织并行的所谓“复线的历史”（Bifurcated History），而在历史叙述的过程中，某条线有时会被遮蔽。考察转道法师一生主要的功绩基本上都是发生在20世纪最初四十年，这时期的中国历经晚清的衰亡与民国的成立，而新加坡尚属于英国殖民地。若作大胆设想，在转道身后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用以建构历史叙述的时代或者社会将其排斥了出去？也就是说在新的民族国家成立之前的转道，在移民时代新加坡华人社会传播中国佛教的转道，在两个新国家的历史建构中被排除在外？或许无心或许有意，总之造成了转道在历史叙述中的盲点。

当回顾转道的生命史时，我们常为其心向祖国的热忱感动。转道法师虽然长居海外，但时刻不忘回报故土。由他恢复中兴的佛教祖庭至今仍在，由他开办的教育和慈善机构为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贡献良多。他在南洋柔佛购有千亩地产用以开办教育，后也因支持中国抗战而变卖。他在办学中，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勉励学生关心社会事务和国家民族的发展。他所提出的“佛法就是救世法”，充分显示出一位出家僧人强烈的民族精神和爱国情怀。

转道和尚圆寂之时，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尚未结束，对新加坡的殖民统治也刚开始不久。中、新交通阻断，处在战火与迫害下的人们，遑论佛教的交流与发展。抗日结束后，内战烽烟又起。新中国成立之初，海外华人（包括佛教徒）对政治形势和宗教前景仍有所顾虑。20世纪50年代中国政府宣布不承认双重国籍，以及60—70年代“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政策变化与政治运动都有可能阻碍了侨僧回归故土的“通道”（corridor）。70年代末改革开放启动，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逐渐落实，海外华人佛教界才重新与中国建立起联系，其中著名者如转道和尚法嗣——新加坡宏船法师大力推动新、中佛教界的互访。1986年，几位与转道有过交往的新加坡老法师出资修建“转道老和尚舍利塔”于泉州开元寺中，总算是让这位华侨僧人“回归”了祖庭。

转道和尚去世后，新加坡汉传佛教的发展也出现了新变化。例如伴随新加坡都市化进程而产生的都市佛教、因应国家宗教工程的需要并在国家主义建构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新佛教或改良佛教（Protestant Buddhism/Reformist Buddhism）的兴起，以及在全球化时代跨国佛教组织的出现等。这些变化虽然转道和尚已无法亲自参与，但这位先驱僧人（pioneering monk）在新加坡所建立的宗教体系，以及传承下来的人间佛教精神却与之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虽然如此，但在国家主义及新爱国主义建构中，这种联系并没有多少人意识到它的存在。一部分华人以政治认同隔断文化上与中国的联系，显示出在“多重认同”（multiple identity）的基础上试图构建本土文化认同的倾向。

通常而言，在新国家主义建构过程中，有些人的作用和功绩可能会被凸显，有些人物或群体的历史作用则易被遮蔽，而侨僧转道就是后者中的典型。转道和尚一生活跃于中、新两地，最后客死他乡却又难归故土。他给中国留下的，是所谓与封建迷信脱不开关系的宗教寺庙，他依托寺院所办的教育、慈善机构有的早已消亡，有的改头换面，让人不知其“前世今生”；在新加坡，他则是一个未能回归中国的华侨僧人，他认同祖（籍）国、热爱家乡的精神，与新国家所希望国民培养的新爱国主义格格不入，这些都使得这样一位跨越中、新两国的僧人，既未归属于新加坡，也没被中国接受，成了一个在两个国家历史叙述间的“夹缝人”（marginal man）。

斯人已逝，基业长存。即便转道和尚被人遗忘，但他在新加坡创立的汉传佛教体系仍然存在，由他创建或倡办的佛教寺庙、团体组织今天依然有着重要的影响。就中、新两国的文化交流而言，台湾地区的释东初认为转道和尚在新加坡传播的是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衍化而成儒释合一的中华文化，而今日新加坡佛教的繁荣，就是有赖于继承和弘扬这种文化精神。他在《中国佛教近代史》中对转道这样一批开拓南洋的先驱僧人曾这样评价：

 

今日星马佛寺林立，穷本思源，应归功于妙公及转道等之开创，始有今日庄严的成果。

 

转道和尚传播佛法于南洋，一方面化被该地区的华侨华人，另一方面也是对中国佛教复兴事业在做贡献。太虚法师指出：“我曾提到过马来亚从前都是佛教盛行的地方，不知甚么时候佛教被毁灭了。近来南洋有佛教，十分之九是我们华侨的关系”，又说：“中国佛教复兴事业都得南洋帮助，希望南洋的佛教徒，能帮助中国的佛教复兴，使佛教与中国民族能同时复兴起来。”由此可见，近代以来，汉传佛教文化在东南亚传播所产生的影响是双向的。在中国与东南亚之间，实际上是以汉传佛教的传播来构成了一条“通道”（corridor），在这个通道的两端，分别形成汉传佛教输入地和输出地的“小生境”（niches）。转道法师在南洋传播中国佛教时，实际上也是双方文化交流互动的过程。转道法师既要向当地人宣扬汉传佛法，又要考虑到当地的社会文化特性，使汉传佛教本土化，这也是新加坡佛教发展的主要趋势。那些受其感化的南洋佛教徒则又返回来帮助中国佛教事业的复兴，不仅在人力、物力上予以支持，而且也使国内的佛教革新运动在海外得以宣传及开展。这充分说明，中国与南洋佛教不仅有甚深的文化渊源，两地佛教的发展也是互动互助的，而在新加坡传播汉传佛教的转道和尚，实际上对中、新两地的贡献是共时共生的。因此，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新加坡，侨僧转道的桥梁和纽带作用，都有其不容忽视的意义。

转道和尚把他的一生都献给了中新两国的佛教事业，两国间的佛教文化交流与发展，都与本书人物有着难分难解的关系。本书将从转道和尚的生命史出发，回顾他跨越“通道”两端精彩而又神圣的一生，努力展现中国汉传佛教在新加坡移民时代传播与发展的曲折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