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自序
在中国，每年的哪几天是乘坐免费专车人数最多的呢？
答案是每年的6月7、8日这两天，也就是全国统一高考的日子。这两天时间内全国各地的送考车队贴上“爱心送考”的特殊标志，考生和家长招手即停，就可以免费乘坐。
有消息说，到2014年，全国参加爱心送考的车辆达到80万辆之多。按每辆车乘坐2人次计算，全国在这两天就有将近200万人次免费乘坐送考专车。应该说，除了高考这两天，其他时间不会有如此多的人能享受到免费乘坐专车的待遇。
在中国，每年的哪几天是最安静的呢？
答案是每年的6月7、8日这两天。为保证全国的考生能有充沛的精力参加考试，并且有安静的考试环境，这两天全国各级环保部门都要求将噪音降到最低。昼夜施工噪音大的工地必须停工，营业到深夜的KTV必须早早关门歇业，各种露天的歌舞活动必须取消……所以说，身处喧嚣都市的人会获得难得的两天安静。
在中国，每年的哪几天有最多的父母为孩子的学习、考试提心吊胆呢？
答案是每年的6月7、8日这两天。这两天全国有1000万名考生踏进高考考场，在考场外的父母无时无刻不在关注考场内的孩子，即便是在上班，也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以全国1000万学子参加高考计算，这两天为他们提心吊胆的父母人数就达2000万之多，更何况在这两天关注他们的人还不止他们的父母，还有他们的爷爷奶奶、老师等。因此，在这两天关注、关心高考的人数估计达到3000万人应该没有问题。
……
因为高考，让6月7、8日这非常平凡的两天变成了全国上下高度关注的日子。不只社会在关注，高考改革也是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受到最高层的重视。2014年8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明确规定了以高考为主的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路线图，将高考改革作为教育改革的突破口，高考改革已经上升到国家改革的层面，其地位可见一斑。
然而，非常有意思的是，大家在谈论高考的时候，似乎总也离不开“金榜题名”“名落孙山”“五子登科”“春风得意”“独占鳌头”“状元宴”等词汇，然而这些词汇原本与高考根本没有关系，它们都是以科举为主题的成语典故或者术语。在很多人看来，科举是古代高考，高考是当代科举，因此这些词汇才有机会从科举时代穿越到了高考时代。
高考在当代有如此大的影响力，那么科举在古代的影响力能与高考相提并论吗？
答案是否定的，二者确实不能相提并论，因为科举的影响力远远大于高考，高考在科举面前只是小巫见大巫。
科举的影响力到底有多大呢？
主持修纂《资治通鉴》的司马光曾经写了一首诗，来描写一个人进士及第后的地位变化。他说：“一朝云路果然登，姓名亚等呼先辈。室中若未结姻亲，自有佳人求匹配。”这几句诗的意思是一个再普通的读书人，一旦考中进士，社会地位立马天翻地覆，不但马上有人对他毕恭毕敬，而且如果他还没有女朋友，马上就有很多人来给他介绍女朋友，根本就不需要去婚介所，更不需要上什么相亲节目。他很快会成为漂亮美眉竞相追逐的对象，秒杀“高富帅”完全没有问题。
普通的进士尚且如此，对进士的第一名——状元的重视程度简直就超乎想象了。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年）的胡旦高中状元之后，非常傲气地说：“应举不作状元，仕宦不作宰相，乃虚生也。”（《渑水燕谈录》）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在胡旦看来，参加科举考试如果没有考上状元，当官如果没有当上宰相，简直就是白活了，将考状元和当宰相作为人生的最高追求。
为什么古代读书人会那么想考中状元呢？
因为状元实在太威风了。
有一次殿试之后，朝廷举行了隆重的授予新科进士的仪式，状元所受到的推崇让一个叫尹洙的人极为震撼，事后他非常有感触地说：“状元登第，虽将兵十万，恢复幽蓟，凯歌劳还，献捷太庙，其荣亦不可及也。”（田况《儒林公议》）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即便让自己统率十万大军，从辽兵手中收复了幽州、蓟州等北方大片土地，凯旋后再去拜祭祖先，虽然这也是万分荣耀，但是与状元及第相比，简直就不值得一提。可见，状元及第在古代读书人心目中地位是多么高，科举的影响力是多么大。
科举之所以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力，我觉得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科举与政治的密切关系，一个普通的读书人能考上进士，无论是社会地位，还是物质生活水平都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用鱼跃龙门来形容是非常贴切的，这诱使天下成千上万的士子埋头苦读，从而让金榜题名的梦想早日变成现实。
普通读书人在考上举人、进士之后，就可以获得做官的资格，他们能成功跻身官僚阶层，成为唐宋以来历代官员的最主要来源。在北宋92名宰相中科举出身者达83人。明代宰辅一百七十余名，其中由进士到翰林院庶吉士这一出身者占了90%。清代虽然对于满族采取特殊优待措施，但在高级官员中，进士出身的比例仍然占了45%。
历代科举出身的名人在政治领域也确实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们的地位也是常人难以企及的。
在唐代，宋璟、张九龄、姚崇、张说、牛僧孺、狄仁杰等通过科举走向仕途，成为唐代的名相。
在宋代，通过科举选拔的人才在政治体系中发挥的作用更大，进士出身的范仲淹、王安石和蔡京先后主持三次变法，进士出身的欧阳修、苏轼、司马光等人或支持变法，或反对变法，他们对宋代政治的发展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在澶州英勇抗击辽军的寇准、以清廉闻名于世的包拯、南宋末年留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诗句的抗元英雄文天祥、背着小皇帝投海自尽的陆秀夫都是进士出身，文天祥还是南宋宝祐四年（1256年）的状元。
明清时期，擅长八股文的进士仍然是治国理政的栋梁之才。明初坚决抵抗瓦剌、保卫京城的于谦，明代中期实行变法的张居正，清代虎门销烟的民族英雄林则徐，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魏源，建立中国第一所兵工学堂、派遣第一批留美幼童的曾国藩，晚清洋务运动代表李鸿章、张之洞，他们都是激烈的科场竞争中的佼佼者，通过科举踏入仕途，让他们有机会成就自己的事业。
实事求是地说，科举及第者对于巩固中央集权、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秩序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之所以能达到这样的效果，与考试选官可以保证官员的素质、澄清吏治以及杜绝防止私人在官场中植党营私是密切相关的。
正因为如此，孙中山对科举考试大加赞美，他说：“现在欧美各国的考试制度，差不多都是学英国的。穷流溯源，英国的考试制度原来还是从中国学过去的。所以，中国的考试制度，就是世界中最古最好的选拔真才的制度。”有鉴于此，他把考试权提高到与司法、立法、行政、监察权同等重要的地位，基于孙中山五权分立思想制定的宪法明确了考试权，并设有“考试院”作为最高考试机关，来选拔和考核公务人员。应该说，这是科举考试传统在民国时期的延续。
尽管如此，由于政治与权力交织在一起，政治博弈有时会表现为权力斗争。而科举与政治又密切相关，因此政治博弈和权力斗争都难免会波及科举，影响科举公正性的发挥，甚至在特定的时期，这种斗争还会以科场案的形式表现出来。
而这类科场案虽然也是以舞弊案的形式出现，但其案情总是或多或少存在疑点。要么就是舞弊的证据链存在缺失，要么就是证据并没有查清楚。然而，或出于权力斗争的需要，或出于政治利益的需要，统治者会强行作出终审判决，轻则对于涉案者处以革职、杖责，重则处以流放、绞立决、斩立决。正因为这些案件的结案并不完全是依据确凿的证据，因此就只能被视作疑案或者冤案。
依据历史文献或者档案，对这些案件进行细致的梳理，把案情真相呈现出来，并且分析产生这些疑案、冤案的背景，这不仅能让我们对这些科场案本身的复杂案情有清楚的了解，而且能帮助我们全面认识千年科举的历史，感受科举在中国历史舞台上的独特地位。
观今宜鉴古。科举与政治的密切关系，科场疑案的曲折离奇，有助于我们理解高考改革所面临的复杂程度，认识到高考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一步到位。如果能部分达到这样的目的，这本书就有它的价值了。
是以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