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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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金融科普与辟谬(3)

货币主义鼻祖弗里德曼说过,通货膨胀归根结底是一个货币现象。然而,造成通胀的原因各有不同。不同的经济学派对通胀造成的原因分析各不相同:1.凯恩斯认为是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是总需求过度增长引起通货膨胀,即“太多的货币追逐太少的货物”;2.成本推动;3.结构性通胀;4.混合型。笔者认为,造成中国通胀的根源在于成本推动和结构性通胀。

垄断和腐败型通胀

众所周知,石油是国民经济基础产业。然而,中国石油进口和生产基本被中石油和中石化所垄断,由于其处于垄断地位,石油的价格对整个CPI影响至关重要。

2月底,国内油价再次上调。在2008年6月份国际油价达到140美元时,国内93号汽油价格大约在6元左右;而调价时,国际油价在93美元左右,国内一些地方的93号汽油价攀升到8元左右。而人民币对美元一直是升值的。

此前,《华夏时报》报道,卓创资讯分析师认为,成品油在CPI中的比重约为0.2%,此次成品油价格上调幅度在3.6%左右,将对CPI涨幅直接拉升0.007%左右。不过,油价的上涨将拉高运输成本,通过成本传导,进而加大对CPI的影响。对于以油品为主要生产资料的物流运输业而言,此次成品油价格的上调将加大物流企业的油耗成本。卓创调查载重50吨的物流货车,月跑10000公里左右,单车月度油耗成本将增加930元左右。卓创数据显示,目前运输成本占物流企业成本的70%左右,而油价成本占运输成本的一半左右,此次柴油价格3.6%幅度的上调,将直接增加1.77%的运输成本,进而增加1.24%的物流成本。

国际油价上涨,国内油价涨得更快;国际油价下跌,国内油价依然上涨。而成品油作为基本的生产资料,价格一直居高不下,奠定了物价不可下跌的基础。

国内有些有影响力的人物说腐败不会推高CPI,说这话简直缺乏常识,他们应该跟上述出租车司机学习常识。

无法找到权威的“三公消费”数据,相信一定是天文数字,其中直接拉高CPI的两大动力是:公款消费和公车。公车不仅仅每年要消耗大量的燃油,还有无数修理费漏洞,无论哪种都会直接推高CPI;而公款消费也是直接推动CPI的罪魁祸首之一。

楼市传媒一位媒体人爆料说,北京某开发商一年有两百多天陪官员泡温泉,盖一栋房子要盖一百多个公章,每个公章后面都有一大沓人民币要送。开发商不会为了赔钱而盖房子,于是,他们会把送出去的钱和泡温泉的支出计入成本,加上只涨不跌的地价,房价能跌吗?

通货膨胀中的货币一部分去了垄断企业,一部分被腐败消耗了。

成本推动

首先是劳动力成本提高。严格来说,这是件好事,是对劳动者之前过低工资的一个纠正,但是,对于通胀来说影响相反。

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后,首先对中国出口企业产生巨大影响,之后各地陆续出现用工荒,继而在中国出现“刘易斯拐点”,简言之,就是从劳动力过剩转向不足。几乎同时在2008年,新的《劳动合同法》实施,用工单位必须要为员工上各种社会保险和缴纳住房公积金。由于要招收新员工挽留老员工,企业必须通过给员工加薪来解决,企业劳动力成本猛增。

短期内企业劳动力成本显著增加,而劳动生产率未必能跟上,企业为保证利润,必然要提高商品价格。

其次,税费负担有增无减。在金融危机爆发的2008年,根据财政部公布的数据,当年1——11月份全国税收总收入完成5.2万亿元,同比增长20.2%,增收8726.37亿元,增速回落了14.4个百分点。

之后四年,2009年全国税收总收入完成5.95147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8%,同比增收5290.91亿元;2010年,全国财政收入8.308万亿元,比上年增加1.4562万亿元,增长21.3%;2011年全国税收总收入完成8.972万亿元,比上年增加16509.52亿元,同比增长22.6%;2012年全国税收总收入完成10.060万亿元,同比增长12.1%。

在短短四年多的时间,财政收入翻了一倍,增幅远远高于企业平均利润,也数倍于GDP增长率。

企业还得承受看不见的各种部门收费、有依据的收费,更多的是滥收费和潜规则费用。如的哥所言,这些都会最终表现在商品价格上。

再次,流通成本和市场垄断。如果说中石油和中石化的垄断属于行政垄断,而关乎民生的菜价普遍存在市场垄断,也就是老百姓十分痛恨的“菜霸”。之前,媒体广泛报道的菜价在最后一公里涨价十倍,白菜从农民手中收购两毛一斤,菜市场卖出两元一斤,除了高企的油价等流通成本外,菜市场的各种菜霸才是价格的实际控制者。

货币哪里去了?一部分流向了普通劳动者工资——道义上合理;一大部分流向财税和各种收费;一部分被“最后一公里”吃掉了——类似于菜农的生产者未得到任何涨价带来的好处。

对外输出通缩,对内输入通胀

中国是大宗商品和农产品进口大国,中国也是贸易出口大国。大宗商品又是各种工业品的基础,大宗商品一直是上涨趋势,前述国际油价有涨有跌,而国内油价只涨不跌导致制造成本居高不下;而国际农产品也一直呈现上涨趋势。

金融危机爆发后,各经济体的央行竞相推出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美国已经实施了四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以美元计价的大宗商品价格持续维持高位,今后,在一定时期内,中国依然面临输入型通胀压力。

根据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在最近四年,CPI涨幅最高的一年是2011年,当年CPI涨幅为5.4%,除了上述原因外,进口商品价格涨幅高,出口商品价格低也是造成国内通胀的原因之一。

据央行公布的数据,2011年,进口价格涨幅高于出口价格涨幅。全年,进口价格同比上涨14%,比上年高0.3个百分点,各季度分别同比上涨14.6%、15.1%、15.1%和11.1%。出口价格同比上涨10.0%,比上年高7.6个百分点,各季度分别同比上涨10.0%、10.4%、9.7%和10.1%。

长期以来,只要是中国进口的商品价格都会快速上涨,而中国出口的商品价格涨幅缓慢,甚至会出现价格下跌的情况,主要原因是中国的商品品牌竞争力较弱,只能通过压低价格抢占市场。一些企业都是把最好的产品以较低的价格卖到海外赚取外汇,而为维持企业利润,把较次的产品以较高的价格卖给国内消费者。这样做的后果是,加重了国内通胀压力;所得外汇最终会以央行发行基础货币增加货币供应量再度刺激通胀;内外消费者事实上的不公平等。唯一的好处是,有效避免出口国通胀。

这里,我们用国内消费者补贴了全球消费者。

抑制通胀最有效的做法是,加息,提高再贴现率,发行央票,正回购,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等。最直接的方式是加息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这些政策的决策过程冗杂且承受钳制。

仅仅从M2大小分析通胀而不分析造成通胀的原因,很难给出治本之策。要从根本上消除中国通胀的长期隐患必须打破垄断,消除乱收费、乱罚款的基础;降低税负;改变贸易结构。在保持工资收入不降低的情况下尤其该如此。

周小川连任为中国央行独立性加分

(2013年4月11日)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各国央行忙得不亦乐乎,一方面,他们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权力,比如:注资、买债等,同时还强化了金融监管权。不过,另一方面西方央行在获得前所未有权力的同时,其来之不易的独立性正在削弱,且重拾独立性将很难。

反观中国央行,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人民银行获得的权力,从未超过《中国人民银行法》的规定,或者说超过金融危机爆发前的权力,甚至被削弱了。

周小川升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和连任央行行长,为中国央行的独立性实实在在加了分。国际公认的伦格尼和塞茨(Loungani and Sheets,1997年)的评估央行独立性方法共三大项14个指标,每个指标1分,其中:第七、中央银行行长或总裁的任职期限是否超过竞选周期?第八、中央银行董事会成员任职期限是否超过竞选周期?周小川和其他副行长连任,打破换届周期,直接为中国央行独立性加了2分,之前,所有的经济学家在这两项上均给中国央行打0分或0.5分。

根据量化指标,中国央行独立性整体不高。但是,在经济独立性方面,中国央行独立性高于很多发达国家包括美国、日本等,当然,尚有改善空间。

西方央行权力、功能达顶峰,独立性逐步削弱甚至丧失

金融危机爆发后,首当其冲的是商业金融机构、汽车、房地产等行业,美联储当时忙得不亦乐乎,向金融系统注资,拯救“两房”(房利美、房地美),甚至帮助拯救实体经济。之后,美联储推出量化宽松政策QE,购买政府或金融债券。在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爆发之际,采取上述措施,十分必要,否则,影响的就不仅仅是美国经济、金融,甚至会波及全球。

然而,美联储在采取上述行动的同时,已经直接或间接牺牲了独立性。

在伦格尼和塞茨央行独立性评价体系中,分“目标独立性”、“经济独立性”和“政治独立性”三大部分。其中,目标独立性1个指标;经济独立性有4个指标;政治独立性有9个指标。

伦格尼和塞茨评价体系的第三条:“是否存在对政府向中央银行直接融资的法律约束?”不管西方国家是否有如此规定和约束,从实际情况来看,美国和日本央行公开购买本国国债,无论是叫量化宽松QE还是其他名称,这项都是零分。

该评价体系的第四条:“政府是否被禁止接受中央银行的直接融资?”无论是美国还是日本,政府不仅没有禁止,还主动接受央行的直接融资。

这在经济独立性方面严重削弱了美日央行的独立性。

中国央行独立性优势,周小川连任有重要意义

可见的文献基本都是批评中国央行缺乏独立性的文章,现实情况是,在目标独立性和经济独立性方面,中国央行独立性高于西方国家央行。

在伦格尼和塞茨央行独立性评价体系中,目标独立性只有一个指标,即:中央银行法是否将货币稳定列为中央银行宏观经济政策的中心目标。很多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央行既保持币值稳定又要保证经济增长,是多头目标,有人打0分,有人打0.5分。

现实中,很少有国家把保持币值稳定作为央行唯一目标的。1990年,新西兰率先提出,货币政策应当以控制通货膨胀为唯一目标,其后,有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十几个国家接受了反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德国则一贯奉行保卫马克”的政策。

金融危机爆发后,很多国家改变了货币政策目标。

美联储多次表示,在失业率高于6.5%,且1——2年通胀预期继续低于2.5%时,将继续维持利率不变。

货币政策目标一般包括充分就业、稳定物价、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四项内容。四项不可能同时满足,经济增长会带动充分就业,同时会推高物价。美联储的目标事实上是保经济增长以解决就业,同时又要控制通胀。

从这方面看,中国央行与美联储在“目标独立性”上,打分应该是一样的,不管是0.5分,1分或0分。

再看“经济独立性”,上述第三、第四项中,《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明确规定不得向政府直接融资,也不容许政府接受中央银行的直接融资,实际上也没有接受过直接融资。

需要说明的是《中国人民银行法》是朱镕基任副总理兼央行行长期间(1995年3月)通过的,于2003年12月修改,朱镕基为央行独立性做出了巨大历史贡献。

周小川连任央行行长并升任政协副主席除为央行独立性加了分外,还提升了央行地位,历史上曾有副总理或国务委员兼任央行行长,周小川并非首例。

央行独立性依然不够,尚有提升空间

中国央行独立性不足显然是存在于第三大项中,另外,现行的法律也限制了央行独立性,而要提升央行独立性,除修改现有法律法规之外,其他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有学者认为,《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五条明确了央行不具有货币政策的独立决策权,第七条虽规定央行独立执行货币政策,但有“在国务院领导下”的前提,这实质上反映出央行在货币政策的决策和执行过程中还是受政府命令的限制,因此从法律层面考虑得0分。

还有学者认为:从实际情况看,央行在货币政策决策上拥有很大的技术垄断性,主要是在信息方面的优势,即央行上报的决策方案往往是唯一可选方案或选择余地很小,使得在技术方面难以否认,决策往往符合央行意图。技术垄断性是各国中央银行普遍具有的优势,中国不应把自己太过特殊化,通过立法明确央行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是最佳途径。对此观点笔者基本同意。

有人建议加强央行第三项独立性,从根本上将中央银行和行政当局隔离,进而更好地将整个银行金融系统与行政当局隔离,这样才能更好地达成目标和经济独立性。有人反对称,在央行政治独立性建设方面一味仿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不现实也是不科学的。笔者认为应根据客观实际情况,适度增强央行的第三项独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