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长歌：建安文人与文学

云南一地，僻处天南，民族众多，词史本非辉赫，在煌煌中华词史中地位及价值亦近乎模糊。然而，云南古近代词史是中华词史的有机组成，见证了地方文化与主流文明的博弈与共融。同时，云南古近代词史始于元、渐兴于明而盛于清的基本历程及词坛风貌，与主流词坛差异较大，具有地方文学价值与特殊的文化意义。本书致力于梳理云南古近代词人词作及词坛的基本脉络与情状，希望复现其状貌与生态。

本书清理了媒介理论与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论述之间的内在关系，从媒介的角度为文学的发展寻找到了终极的“物质动因”，并详细论述了媒介与符号、文学之间的内在关系；本书尝试建构了新的文学史观，分别从媒介和符号的角度重新进行了中国文学史的断代分期，得到了不同于以前的分期结果。本书对中国诗歌体裁的演进原因及路径从媒介和符号的角度进行了分析，找到了推动文体发展的本质力量，提出了“乐诗”、“文诗”的新文类。

不可靠叙述研究是当前国内外叙事理论研究中一个前沿学术命题。本书以不可靠叙述为研究对象，这一研究对象的确立主要基于20世纪文学实践和叙事理论发展的整体现状。本书将不可靠叙述置于整个叙事传统的发展中，从考察可靠叙述向不可靠叙述转化的原因入手，揭示不可靠叙述生成的原因，厘清不可靠叙述理论的发生发展脉络，明确不可靠叙述的内涵。在此基础上，本书进一步从类型研究、形成机制、艺术效果切入，对不可靠叙述进行多维度

罗马人认为讽刺诗是他们自己的创造，这种诗体迄至德莱顿已有近两千年的历史。德莱顿既有讽刺诗创作，也对讽刺诗，尤其是罗马讽刺诗进行过全面而深入的批评。讽刺诗《押沙龙与阿齐托菲尔》确立了德莱顿在文学史上经久不衰的名声，而《关于讽刺诗的起源与发展》是对于讽刺诗最为自觉和完备的诗学之作。本书以德莱顿的该篇批评为起点，结合他的讽刺诗和其他诗学作品，从考溯“讽刺”的起源开始，分别讨论了德莱顿对于讽刺的恰当方式、

一句话概括金庸武侠小说的伟大：他创作了影响无数人的作品，在武侠世界和江湖社会中想象了另一个中国。无论是关键内容还是主要特点，本书从以下三个方面揭示了原来如此深藏不露的金庸，提供了出人意料又理所当然的解读方式，给予了读者会心得意的小说阅读体验：武侠小说作者——金庸跌宕的人生阅历、强烈的个性特点和自觉的写作追求；小说创作背景——金庸从事武侠小说写作时特殊的个人境遇和复杂的时代状况；武侠小说文本——金庸

本书以作者的博士学位论文为基础，从文体学视角出发研究屈原辞。作者先从文章体类角度将屈原辞分作诗体、赋体两类，每一类又依具体文本体征进行再分辨。再分辨时，根据先秦文体生成特点，着重从文体生成的文化依据、文本的艺术构思等视角立论，得出了一些新认识。

德·曼，米勒、哈特曼与布鲁姆四位美国解构批评家，常被称为“耶鲁学派”，其学术理路既相通，又不乏差异和个性。他们关于文类、文学、批评、理论、修辞、叙事、阅读、文学史、意义、伦理、政治等重大问题皆有独到思考，对文学研究领域产生了巨大而持久的影响。本书深入探究了解构批评家们这些极富洞见的理论观点与批评实践。

本书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为理论依据，将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等文艺批评理论探讨与小说文本分析相结合，全面、深刻、系统地研究纳博科夫的文学创作，探讨他如何在继承俄罗斯文学传统的基础上大胆进行后现代主义艺术形式创新。纳博科夫的创作，既是对俄罗斯文学传统的继承，又是为表现后现代社会人类经验而进行的艺术创新，实现了深刻的思想意义与创新的艺术形式的有机结合和辩证统一。

本书从艺术特质这一艺术范畴出发，以两汉诗学接受为中心，省思中国抒情传统，讨论与诠释两汉诗学在中国抒情传统构筑中扮演的角色以及中国抒情美典多面向的变迁。中国抒情传统不应该成为一个单线索的“超概括”，它不能以一个面向概括中国抒情美学多面向的变迁。抒情传统是理解或评论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维度，但它只是平行研究视域下中国文学的一个异质性层面。中国抒情传统要在艺术特质层面阐释，而不能升华到艺术本质范畴。艺术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