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绩效信息使用：理论与实证

本书探讨了“中国之治”的理念创新与实践路径。通过多领域、多维度的综合视角，本书分析了新时代中国在众多治理领域所面临的复杂问题与挑战，并探讨了中国在面对这些挑战时的创造性回应。在研究过程中，本书结合了政治研究的微观、中观与宏观视角，部分依托田野调查实践，深入挖掘中国治理的主体性经验，并通过对气候治理、规范性治理、非遗治理、基层治理、城市安全、网络安全、公共卫生、水安全与国际舆情等领域的全景性和多尺度

本书以国家治理视阈中的边疆治理为视角，对清代云贵地区自然灾害发生的驱动机制、灾害的时空分布特征以及灾荒赈济的区域联动和实践效应进行系统地考察，既注重宏观研究也重视微观剖析，深刻揭示了清代荒政制度在西南边疆地区实施过程中所呈现的中央政府与地方社会互动、官方与民间救灾方式交互、仓储备荒体系与粮食安全、边疆治理模式和国家建设方略等多重面相。清代云贵地区的灾荒赈济作为有效推进西南边疆治理和国家治理的重要举

元朝所设刑部，既继承了唐宋金刑部的一般职能，又因情势变迁，特别是在蒙汉杂糅的二元体制中出现不少显著变化，其中一些更是直接影响到刑部以后的发展走向。因此，元代刑部可谓从唐宋至明清刑部发展历程中至关重要的一环。本书以元代刑部为切入点，对刑部本身的渊源、建置、官吏与职能，及其在五府官中的地位，对后世的影响等问题进行详细考察，并进一步管窥元代政治的运作路径。

本书着重考察的是，受甲午战败的强烈刺激，1895～1899年清朝统治阶层也开展了如何自救的热烈讨论，并在编练新军、修筑铁路、开掘矿藏、创办银行、推广邮政、改革教育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实质行动，即所谓“实政改革”。实政改革上承洋务运动“富国强兵”的内核，但在改革的规格、层次和深度、广度上有显著提升；其间发生的“百日维新”，是胶州湾事件后民族危机加深所引发的一次激进改革，出现了突破制度层的内在需求；同时

清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底定边疆”，形成了东到鄂霍次克海和库页岛，西抵巴尔喀什湖和帕米尔高原，北达额尔古纳河和外兴安岭，南达南海诸岛的辽阔疆域，奠定了中国边疆地区的多元化格局。19世纪中叶以后，帝国主义列强入侵中国，中国面临千年未有之变局，危机重重。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是清代中国边疆治理研究所要面对并解答的问题。本书以清代历史前后期为序，分述不同陆疆区域和海疆的演进历程，释其中

作为唐代建国过程中的重要政治力量，太原功臣这一群体在唐初的政治际遇，反映了武德时期的政治模式与权力关系。本书以这一群体为切入点，对晋阳起兵至李渊称帝这一过程中体现的政治关系与唐初政治结构之间的关联性进行梳理，并对陈寅恪提出的“关陇集团”“李武韦杨婚姻集团”等中古史研究中的理论命题有所回应。此外，有关太原功臣的历史叙事，是唐初修正建国模式、重新塑造开国史的重要文本，本书以此为个案，对唐初政治实践对历

本书依据大量史料文献，综合运用社会学、政治学等相关学科理论与方法，较为深入地考察了民国时期血缘、地缘、学缘、朋友、姻亲等社会关系对民国官僚群体结构及其权力分配的影响，探讨了这一时期国家权力机关与复杂社会关系之间的互动。

现代国家政权构建的过程是一个国家权力对社会扩张和向基层渗透的过程。在这一进程中，军事、税收、司法和其他一些以前属于地方团体或传统社会精英的权力都逐渐收归国家政权所有。在战争或国际军事竞争带来的压力下，国家政权在强制、汲取和保护等方面的活动更容易取得成功。抗日根据地政权的建立和巩固反映了这一进程。面对日军的侵略，为了使抗日根据地得到生存、发展和壮大，根据地政权显著地增强了自身的强制能力、汲取能力和保

土司制度时期中央政权对少数民族地区秉承“齐政修教、因俗而治”的传统理念与政治智慧，具有世界范围的突出的普遍价值。本书运用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民俗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以“世界文化遗产”唐崖土司城址为研究对象，在文献梳理和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对唐崖土司近400年的历史沿革、经济生产、政治组织、文化教育和社会生活进行系统分析，运用文化变迁和社会记忆理论，剖析土司文化内涵，凝练乡民集体记忆中土司文化的